1. 基本信息
中文书名：《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原版书名：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阅读时间：2025.09.05 ～ 2025.09.19
阅读理由：
应该是在 X 上看到有人推荐，书名比较吸引人就加入了『阅读清单』。
讲的比较多的是贫穷相关，和之前《贫穷的本质》、《枪炮、钢铁与病菌》、《历史的教训》、《大众经济学》有较大的相关性，是个不错的主题阅读材料。
2. 读后感
2.1 名词解释
广纳式制度
- 经济上：强化财产权，打造公平的游戏平台，鼓励新科技与新技术的投资，助长经济成长。
- 政治上：倾向于多元，可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集权，并以此建立法治，为财产权及广纳式市场经济奠定基础。
榨取式制度
- 经济上：少数人榨取多数人，”苛政”等，既无法保障财产权，也不为经济活动提供诱因。
- 政治上：权力特别集中，类似于独裁。
2.2 简单总结
书中列举了很多国家和地区贫穷的原因”制度”，一改之前地理位置、气候、人种等原因。
虽然讲中国的部分，很多描述可能不一定准确，但是从结果是倒推来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思考。
一些军阀政府，特别是搞军事政变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想着先捞一笔，毕竟来的快，谁知道哪天就被推翻了~
一些殖民地，在获得独立之后，由于之前的榨取制度深入”统治者”的心，大部分还是会沿用。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利益在哪都是核心。
只要把利益(经济/政治等)分配好了，就不会反抗，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总的来说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在贫穷这个主题上又提供的一些新的思考。
《贫穷的本质》:穷人认知的问题，宁愿高价吃花里胡哨的食物，也不选择便宜但热量更高的食物等等。
《枪炮、钢铁与病菌》：阐释枪炮、病菌与钢铁如何塑造现代世界格局，驳斥种族生物优势论，强调环境对历史进程的深层影响。
3. 原文摘抄与随想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德国，以及贫穷国家如下撒哈拉非洲、中美洲和南亚的国家，在所得和生活水准上的悬殊差距。
当抗议者开始更有系统地表述他们的要求时，埃及抗议运动领袖之一、软件工程师兼部落客哈利勒（Wael Khalil）张贴了第一份十二项立即要求，全部集中在政治改革上。
当然，有一个简单而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诺加雷斯两边的差异，而且你可能早就猜到了：那道隔开两边的墙。
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是在美国境内，它的居民可以利用美国的经济制度，
使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入学接受教育和学习技术，雇主被鼓励投资于最好的科技设备，因而可以支付员工较高的薪资。
他们也能利用政治制度，参与民主的过程，选举自己的代表，并在他们行为不当时将他们换掉。
其结果是，政治人物会提供市民要求的基本服务（从公共卫生、道路、到法治等内容）。
放弃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征服瓜拉尼人凸显了欧洲人在美洲殖民的逻辑。
我们将看到，早期的西班牙人和英国殖民者对自己耕种土地不感兴趣，他们要别人为他们耕种，他们要的是劫掠金银财宝。
西班牙人的殖民策略极为有效。
这套策略最早由柯尔特斯在墨西哥发展成形，其基础是：西班牙人发现，压制反抗最有效的方法是俘虏原住民的首领。
该策略让西班牙人得以占有首领积蓄的财富，并且胁迫原住民进贡和提供食物。
下一步是封自己为原住民社会的新菁英，并控制既有的征税、纳贡，特别是强制劳动的方法。
迪托雷多统治逻辑
- 赐封
- 人头税
- 产品配销(强卖)
在初期的掠夺和搜刮金银后，西班牙人建立了一套为剥削原住民而设计的制度。
赐封制、米塔制、产品配销制和达拉欣制的设计，都是为了把原住民的生活压到勉强维生的水平，并为西班牙人榨取所有超过此一水平的剩余所得。
整体看来，我们殖民地的主要食用产品价值离太阳愈远就愈降低。
在西印度群岛，也就是最热的地方，每个人可以生产八英镑十二先令一便士。
在南方大陆，只有五英镑十先令。在中部大陆，金额是九先令六又二分之一便士。
在北方的殖民地，数值只有二先令六便士。
这些数值暗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避免在北方纬度高的地方殖民。
殖民者可以获得房屋，并且解除合约的束缚；而在1619年，大议会（General Assembly）成立，
实际上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制订治理殖民地的法律与制度的权力。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起源。
空前不稳定的政治对经济制度和诱因的影响十分明显，这种不稳定导致财产权的高度不安全，并且严重削弱墨西哥的政府，使其缺乏征税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威及能力。
初期的革命很快就跨越北大西洋，散播到美国。人们看到采用在英国发展的新科技可以创造极大的经济机会，他们也受到激励而努力开发自己的发明。
美国的专利记录令人惊讶的是，获准取得专利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和各种背景，不限于富人和菁英阶层。
许多人借由专利致富。以爱迪生为例，他发明留声唱片与灯泡、并创立了至今仍是全球大企业的通用电气公司。
随说：法治的好处？保护个人创作的权益，否则赚不到钱就没动力创新。
从1820年到1845年，美国的专利所有权人中只有 19% 其父母是专业人士，或来自知名的地主家族。
在同一期间，获得专利权的人有 40% 只受过初级或更低的教育，就像爱迪生。
此外，他们通常创立公司来利用他们的专利，这也像爱迪生那样。
正如美国在19世纪比当时绝大多数国家在政治上更民主，美国在创新方面也比其他国家民主。
这对美国在经济上迈向全世界最创新国家的道路极其重要。
但销售专利只有对像爱迪生这样的人才划算，因为他产生创意的速度比他实际应用它们还快。
和美国竞争激烈的环境不同，墨西哥银行业几乎没有竞争可言。
缺乏竞争意味银行可以向顾客收取很高的利率，并且通过只借钱给有权势和已经很富有的人，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信用渠道强化自己对许多经济部门的掌控。
这些银行也很快开始放款给制订法规的政治人物，就像墨西哥一样。
但这种情况在美国无法长久持续，因为尝试建立这种银行垄断的政治人物必须面对选举和改选，不像墨西哥的政治人物不必接受选举考验。
美国的政治权利较为普及，尤其是与墨西哥相比较，因此保证了获得融资和贷款的平等权利。这也反过来确保有创意和发明的人，能从创意和发明中获益。
虽然拉丁美洲也逐步迈向更开放的政治权利，但一直到1990年代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才变成民众政体，而且即使如此也还经常陷于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常伴随大规模镇压和谋杀。
殖民社会的组织和这些社会制度的残留，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今日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异，因此而有两边截然不同的诺加雷斯。
两种情况的差别当然是你认识谁、你可以影响谁——以及，没错，你可以贿赂谁。
施林是一位有才干且野心勃勃的人，来自相对平凡的黎巴嫩移民背景，但他是取得独家合约的大师；
他设法垄断了墨西哥获利丰厚的电信市场，然后把触角延伸到拉丁美洲各处。
达拉斯没有保护诉请程序，所以施林败诉，并被罚款四亿五千四百万美元。
代表COC的律师维纳（Mark Werner）事后说：“这项判决传达的信息是，在全球经济的版图中，想来美国市场的企业必须遵守美国的规则。”
当施林面对美国的制度，他惯用的赚钱伎俩就不管用了。
我们生活在不平等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类似于诺加雷斯两边的不同，只是规模更大。
在富裕国家，民众的身体更健康、更长寿，而且受的教育高得多。
他们生活中也有渠道利用各种设施和选择，从度假到就业机会等等，而这些都是贫穷国家难以企及的。
富国的人民也能在没有坑洞的公路上开车、使用抽水马桶和电力，家里也有自来水。
他们通常也有不会随便逮捕和骚扰人民的政府，反而政府会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教育、卫生医疗、道路以及治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可以在选举中投票，对国家的政治方向有发言权。
这种不平等不只是影响穷国个人的生活，也导致不满和憎恨，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了解这些差异为什么存在和造成它们的原因，就是本书探讨的焦点。
不只是美国如此，有一小群富裕国家——主要在欧洲和北美，
加上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它们的人民都享有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大不相同的生活。
今日的美国远比墨西哥或秘鲁富裕，也是因为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企业、个人和政治人物塑造了诱因。
每一个社会都依照一套经济和政治规范在运作，这套规范由国家和公民集体创造并执行。
经济制度塑造经济诱因：接受教育、储蓄和投资、创新和采用新科技的诱因等等。
是政治程序决定了人民生活在何种经济制度下，而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程序如何运作。
正如制度会在现实生活影响行为和动机，它们也能决定国家的成功或失败。
个人才能在社会每个层面都很重要，但仍然需要一个制度架构来将它转换成有用的力量。
一个社会并不必然会发展或采用最能增进经济增长或人民福祉的制度，因为其他制度对控制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人可能更有利。
社会中掌握权势的人和无权势者往往对应该保留何种制度、应该改变何种制度看法分歧。
我们谈的是制度对国家成功或失败的影响——亦即贫困与富裕的经济学；
我们谈的也是制度如何形成又如何随着时间演变，以及即使它们为数百万人带来贫穷和不幸却为何无法改变——亦即贫困与富裕的政治学。
然而，世界的不平等无法以气候或疾病、或任何版本的地理假说来解释。
只要想想诺加雷斯就知道，造成这个城市两边差异的不是气候、地理或疾病的环境，而是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
19世纪的英国也是很不健康的地方，但政府逐步投资在干净的水源、妥善处理污水和废水，最后还提供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
健康和预期寿命提升不是英国经济成功的原因，而是英国先前的政治与经济变革的成果之一。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情况也是如此。
北美洲变富裕的原因就是它积极采用了工业革命的技术与进展。
那里的人口教育程度提升，铁路扩散到大平原各地，与南美洲的情况成鲜明的对比。
这无法从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地理条件差异来解释，因为南美洲的地理条件显然比北美洲具有优势。
此外，正如戴蒙自己指出，中国和印度从极丰富的动物和植物物种、以及欧亚大陆的方向获益良多，但今日世界大部分的贫穷人口却在这两个国家。
当然，许多人曾认为，中国文化和儒家价值不利于经济成长，然而现在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却被认为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长引擎，其重要性受到大声宣扬。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尽管有许多缺点，却是过去三十年成长最迅速的国家。
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
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
他们在毛泽东死后逐步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制度，先是从农业着手，然后扩大到工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整个国际社会，施压要求布西亚执行贷款协议包含的改革。
虽然国际机构不知道严重性，但布西亚知道他下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赌注。
货币贬值的即刻结果是暴动和加纳首都阿克拉人民的不满，导致形势失控，直到布西亚被军方推翻，领导政变的艾钦朋上校立即回复货币的汇率。
虽然无知假说仍然支配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念，并盛行于西方决策圈——这些决策者几乎只关注设计富裕——但这只是另一个不管用的假说。
它无法解释世界各地富裕的根源，也说明不了我们周遭的情况——例如，
为什么像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国家采用了会造成大部分人民贫穷的制度和政策，而美国或英国则没有；
以及为什么几乎整个下撒哈拉非洲和大部分中美洲远比西欧和东亚贫穷。
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从造成数亿人贫穷与饥饿的经济政策转向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
但正如我们稍后会更详细讨论到的，这个转变不是因为中共终于了解农地和工业的公有制会带来糟糕的经济诱因，
而是因为邓小平和他的盟友——他们和别人一样自利，只是有不同的利益和政治目标——打败了他们在党内的强劲对手，策划一场政治革命，整个改变党的领导班子和方向。
他们的经济改革跟着政治革命登场，先是在农业继而在工业创造出市场诱因。
是政治决定了中国从共产主义转向市场诱因，而非更好的建议或更了解经济如何运作。
随说：那是什么导致的政治改变？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专注在“做对”事情，而真正需要的其实是解释为什么穷国会“做错”。
做错大部分不是因为无知或文化因素。
我们将说明，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
他们做错不是出于犯错和无知，而是有意做错。
随说：很多人专注怎么把事情做对，但是很少关注为什么会做错？
传统上经济学向来忽略政治学，但了解政治对解释世界的不平等极为重要。
正如经济学家勒纳在1970年代指出：“经济学借选择已解决的政治问题做为其领土，而获得社会科学皇后的头衔。
1945年夏季，二战接近尾声，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地开始崩溃。
日本8月15日无条件投降不到一个月，半岛以北纬三十八度线被划分成两个势力区，南部由美国管理，北部由苏联管理
李承晚：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大学出身、坚决反共，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领导战后的南韩，建立了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并在1948年被选为总统。
南韩和北韩的经济命运出现尖锐的对比不应让我们感到惊讶，金日成的中央计划经济和主体系统很快证明是一场灾难。
到1990年代末，经过大约半个世纪，南韩的成长和北韩的迟滞导致这个曾经统一的国家两边出现十倍的差距——想象一、两个世纪可以造成多大的差距。
北韩造成数百万人饥荒经济灾难，与南韩的经济成功对比之下十分惊人：文化、地理和无知都无法解释南北韩今日命运如此悬殊的原因。我们必须从制度找寻答案。
国家在经济成功上的差异是因为制度不同，也就是影响经济运作的规则，以及激励人的诱因不同。
在南韩的青少年可以接受良好教育，有许多诱因鼓励他们努力在选择的职业中表现杰出。南韩是市场经济，建立在私人财产的基础上。
南韩的青少年知道，如果他们将来成为成功的创业家或员工，就可以享有投资和努力的成果；他们可以改善生活水平和购买汽车、房屋和医疗。
像南韩或美国这种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容许并鼓励绝大多数人民参与经济活动，发展才能和技术，让他们个人做想要的选择。
要成为广纳式经济制度，必须具备安全的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且提供公共服务让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交易和缔结契约；
经济制度也必须允许新企业进入，并让人们自由选择职业。
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助长经济活动、生产力成长和经济繁荣。安全的私有财产权是核心，因为只有拥有这种权利的人愿意投资和增进生产力。
企业家若预期他的生产会被窃取、征收或因为课税而当然无存，将失去工作的诱因，当然更不会有投资和创新的动机。
但这种权利必须赋予社会中绝大多数人。
广纳式的经济制度需要安全的财产权和经济机会，不只是给菁英，也要开放给社会的各领域。
随说：不就是前面说的绝大多数人吗？
社会要有效运作，也需要其他公共服务：
- 道路和交通网络，以便货物能流畅运输；
- 要有公共基础建设以便经济活动可以活分地进行；
- 有某种基本规章一避免诈欺和不法行为。
虽然许多这类公共服务可以由市场和民间个人来提供，但有效运作所需的协调规模往往大到必须由中央的权威机构来执行。
政府因此无可逃避地与经济制度紧密交织，且往往是公共服务的关键提供者。
广纳型的经济制度需要、且实际上借助政府的力量。
北韩的法律制度是共产党执政者的工具，拉丁美洲的法律则用来歧视广大的人民。
相对于我们称为广纳式的特质，这类制度我们称为榨取式的经济制度——因为这类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向社会的一部分人榨取收入和财富，以使另一部分人获利，所以称为榨取。
与科技息息相关的是劳动人口的教育、技术、能力和知识，包括从学校、家庭和职场中得来的。
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例如北韩和拉丁美洲殖民地，能使用权力的人就能设立经济制度来为自己谋利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由社会付出代价。
对照之下，在社会中广泛分配权力、并使权力受到节制的政治制度，就属于多元（pluralistic）制度。
制度促进的经济成长会同时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在奠定今日世界富裕国家繁荣基础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已明显呈现。
贵族不是工业化唯一的输家，手工技术被机器取代的工匠也反对工业普及。
许多工匠组织起来反对工业化，暴动并破坏他们认为应该为抢走他们生计负责的机器。
他们是卢德派人士，这个词今日已变成抗拒科技变革的同义词。
在现实中，工匠反对工业化的成效远低于地主和菁英。
卢德派人士没有地主贵族拥有的政治权力——能影响政治结果、对抗其他群体愿望的能力。
在英国，工业化大步迈进，无视于卢德派人士的反对，因为贵族虽然反对，声浪却很小。
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专制君主与贵族的损失远为惨重，工业化因而遭到阻挡。
其结果是，奥匈和俄罗斯的经济陷于停滞，落后于其他从19世纪开始经济成长起飞的欧洲国家。
有权力的群体通常反对经济进步和开往富裕的火车头。
经济成长不只是更多更好的机器、以及更多受更好教育的人的过程，也是与创造性破坏普及有关的转型和动荡的过程。
因此只有在预期会丧失经济特权的经济输家、和担心政治权力遭到侵蚀的政治输家没有阻挡成功的情况下，经济才会向前迈进。
在专制政权中，有些菁英可以利用权力建立他们偏好的经济制度。
他们会有兴趣改变政治制度，让它们变得更多元化吗？
通常不愿意，因为这只会稀释他们的政治权力，让他们更难以、甚至不可能建造能增进自己利益的经济制度。
政治集权只有在一个群体的权力比其他群体大到能建立政府时才会发生。
在索马里，权力保持相对平衡，没有一个宗族能强加意志在其他宗族头上，因此缺乏政治集权的状况持续着。
如果想变富裕，刚果人必须储蓄和投资，例如购买犁。
但这么做很划不来，因为他们采用更好的技术增加的生产都会被国王和他的菁英征收。
因此刚果人不投资增加生产，也不在市场出售他们的产品，而是把村庄搬到远离市场的地方；
他们尝试尽可能远离道路，以减少遭受劫掠的次数，和逃离奴隶贩子可及的范围。
刚果的贫穷因此是榨取式经济制度阻挡了所有富裕火车头、甚至让它们反方向开的结果。
奴隶制度意味所有市场中最基本的劳动市场不存在，而可以让人们选择职业或工作的广纳式劳动市场，对富裕社会却极其重要。
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依然贫穷，因为其经济制度仍然缺少能使社会富裕的基本诱因。
不是地理、文化、人民和政治人物的无知导致刚果贫穷，而是榨取式经济制度。
榨取式经济制度经过这么多世纪仍然存在，因为政治权力依旧集中在少数菁英手里，
而没有诱因促使他们努力确保人民拥有安全的财产权、提供可以改善生活品质的基本公共服务，或鼓励经济进步。
当时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具有高度榨取性，市场受到层层限制。
尽管如此，苏联仍能达成快速经济成长，因为它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资源从（资源利用效率极低的）农业转移到工业。
美国的关键性影响，尤其是在北韩的威胁下，也代表挑战军方独裁的强大民主运动无法被长期压制。
虽然朴正熙在 1979 年遭暗杀后，另一个由全斗焕领导的军事政变紧接着发生，
但全斗焕挑选的接班人卢泰愚进行一连串政治改革，带来1992年后全面的多元化民主政治。
当然，苏联并未发生这类转型，因此苏联的成长渐渐失去动力，经济在1980年代开始崩溃，到了1990年代更进一步完全瓦解。
1346 年，俗称黑死病的腺鼠疫抵达顿河流入黑海的河口的城市塔纳（Tana）。
这场以老鼠身上的跳蚤为媒介的瘟疫源自中国，经由当时横越亚洲商业动脉丝绸之路的商旅传播。
拜热那亚商人所赐，那些老鼠很快把跳蚤和瘟疫从塔纳散播到整个地中海地区。
到 1347 年，瘟疫已传至法国、北非，并从意大利南部曼衍到北部。
黑死病是“关键时期”的鲜活例子，亦即一个重大事件或众多因素汇聚、破坏了社会既有的经济与政治平衡的时期。
关键时期是一把双刃剑，可能造成国家轨道的大幅转向。
光荣革命让这些情况为之改观。
政府采取一套为投资、贸易和创新提供诱因的经济制度，坚定地执行财产权，包括赋予创意以专利权体现的财产权，因此大力刺激了创新。
政府也保障治安。英格兰法律开始史无前例地适用于所有公民。
任意独断的征税减少了，独占权也几乎全部取消。
英格兰政府积极促进商业活动，并致力促进国内工业，不只去除工业活动扩张的障碍，也动用海军的全部军力以保护商业利益。
借由财产权的合理化，英格兰得以推动基础建设，特别是道路、运河和后来的铁路，这些将证明对工业成长极其重要。
在关键时期，一个重大事件或许多因素的汇聚破坏了国家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力量的平衡。
这可能只影响单一国家，例如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于1976年的去世，刚开始只为中国制造了一个关键时期。
没有两个社会创造出相同的制度，它们都会有独特的习俗、不同的财产权制度、不同的分享猎物或从其他群体劫掠财物的方式。
有些社会承认老年人的权威，有的不承认；部分社会很早就发展出政治集权，但其他社会则没有。
社会不断发生经济和政治冲突，并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决，原因是社会有历史差异、个人的角色不同、或只是随机因素。
更糟的是，殖民统治的结构在 1960 年代为非洲留下更复杂和有害的制度，比殖民时期初始更甚。
许多非洲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发展意味着，独立非但没有创造出有利于发展的关键时期，
反而为狂妄的领导人制造了机会，让他们接管并强化欧洲殖民者所统辖的榨取式制度。
在中国，政府极其专制，独立的城市、商人和工业家若非不存在，就是政治力量微弱。
中国曾是强大的海权国家，比欧洲人早几百年就大量从事长程贸易。
但它在不对的时机把注意力从海洋转移开，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初的明朝皇帝认为，
不断扩展的长程贸易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创造性破坏会威胁他们的统治。
在印度，制度漂移运作的方式不同，并且发展出一种独特而僵化的世袭种姓制度，
限制了市场的功能及劳动力在各职业的分配，其严重性远超过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
虽然偶尔发生农民叛乱和内部倾轧，但中国的专制统治却强大得多，反对势力也较缺乏组织和自律。
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有其他藩主有能力可以挑战皇帝的专制统治并选择不同的制度轨道。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其专制的道路，而美国的威胁在日本团结了反对德川统治的势力，促成一场政治革命，即我们将在第十章中谈到的明治维新。
这场政治革命促使日本发展出较广纳式的政治制度与更加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奠定了随后日本的快速成长，而中国继续沉沦于专制统治。
集体农场完全缺乏让人努力工作的诱因，导致生产大幅减少。
大部分产品被榨取后，留下的粮食已不够吃，人民开始饥饿至死。
到最后可能有六百万人死于饥馑，数十万人在强迫集体化中遭谋杀或放逐到西伯利亚。
虽然斯大林和后来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制造出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种成长却无法长久持续。
到 1970 年代，经济成长几乎完全停顿。
最重要的教训是，榨取式制度基于两个原因而无法制造持续的科技进步：缺乏经济诱因，和菁英的抗拒。
真正有效的诱因无法出现在中央计划经济中，这不是因为红利制度设计上的技术错误，而是达成榨取式成长的整个方法本来就存在问题。
这种成长靠政府命令达成，虽然可以解决一些基本经济问题，但刺激长久持续的经济成长需要个人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创意，而这在苏联式的经济制度中不可能办到。
苏联的统治者必须放弃榨取式经济制度才能办到，但这么做将危及他们的政治权力。
的确，当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后开始放弃榨取式经济制度时，共产党的权力随即瓦解，苏联也跟着崩溃。
有时候内斗只是以一个菁英取代另一个；有时候它摧毁整个榨取性社会，展开政府和社会崩溃的过程，就像一千多年前玛雅城邦令人惊叹的文明所经历的。
研究官方文件就可看出，康曼达是提高向上流社会流动的强大力量；这类文件上记载许多新名字，都是原本不属于威尼斯菁英阶层的人。
在公元960年、971年和982年的政府文件中，出现的新名字分别占记载的69%、81%和65%。
随说：类似创业，投资人只出钱，赚大头，经营者不出钱，出力得工资+赚小头。
1032 年以后，总督改由新创立的总督委员会遴选，总督委员会的工作也包括确保总督不拥有绝对的权力。
第一个被总督委员会选出的总督是一位富有的丝绸商人，来自未曾居于高位的家族。
这个制度变革发生后，威尼斯的商务和海军势力开始大幅扩张。
1082 年，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取得广泛的贸易优惠，并在该地建立一个威尼斯区。
那里很快就住了一万名威尼斯人。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开始携手并进。
随说：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具体的制度
许多罗马公民不需要工作：他们仰赖政府免费发放的物资过生活。
那么创新要从何而来？我们已阐述过创新来自新的人才想出新点子、针对旧问题发展新解决方法。
在罗马从事生产的人是奴隶，和后期的类奴隶佃农，他们没有创新的动机，因为任何创新的受益者是他们的主人，不是他们自己。
两位君主都担心长袜生产机械化会造成政治动乱，因为它会让许多人失去工作，制造失业和政治不安，危及王室权力。
织袜机是保证能大幅提高生产力的一项创新，但也势必带来创造性破坏。
制度和资源分配引发的冲突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
例如，我们看到政治冲突如何塑造古罗马和威尼斯的演进，最后变成对菁英有利，使菁英得以扩增他们掌控的权力。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影响国会、进而牵动经济制度，最重要的是通过请愿，而且这种方法对光荣革命后政治多元化兴起的助力远大于有限的民主。
任何人都可向国会请愿，而且很多人这么做。
重要的是，当有人请愿时，国会会倾听。
这比任何情况都更能反映英格兰在 1688 年后专制统治的挫败，权力赋予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以及政治多元化的兴起。
频繁的请愿活动显示，社会中有权力影响国家运作方式的人十分广泛，远超过国会里的议员或他们代表的选民。他们也确实使用了这样的权力。
1688 年以后，国会除了获得决定经济制度的新权力，和积极回应社会的新做法之外，
国会议员也开始在经济制度和政府政策上推行一连串重大改变，进而为日后的工业革命奠定基础。
然而政府规模的扩大只是政治集权过程的一部分，
比这更重要的是政府运作方式的特性，以及控制政府的人、和为政府工作的人行为的方式。
光荣革命强化并使财产权合理化，改善金融市场，削弱政府掌控的国外贸易独占权，同时去除了工业扩张的障碍。
是光荣革命促成政治制度的开放，并积极回应经济的需求和社会的渴望。
这种广纳式经济制度让有才干和眼光的人如瓦特，有机会和诱因发展他们的技术和创意，进而以对他们和国家都有利的方式影响制度。
如果没有经历类似1688年之后英格兰出现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权力的改变，专制国家几乎没有机会从工业革命的创新和新科技中获益。
例如，在西班牙，财产权没有保障和普遍的经济衰退，意味人们完全没有诱因去从事必要的投资和牺牲。
宋朝之后的明朝和清朝，政府的掌控更进一步加强。
所有这一切的基础仍然是不变的榨取式制度逻辑。
和大多数控制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一样，中国的专制君主反对改变、要求稳定，且基本上畏惧创造性破坏。
明朝和清朝国内有一些市场和贸易，且政府对国内经济课税很轻，不过对创新却很少支持，并且发展商业和工业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安定。
所有这些对经济的专制控制结果都不难预测：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当其他经济体展开工业化时，中国经济却陷于停滞。
到毛泽东 1949 年建立共产党政权时，中国已变成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黑人劳工停留在非技术层面，并被禁止担任高阶技术的职位，完全是出于故意，其目的无非是要让有技术的白人劳工不致遭到竞争并继续享受高薪。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进入制度改革的过程。
1868 年，封建制度废除，政府接管三百处封地，改划为府县，任命官员治理。
税务由中央集中管理，现代化的官僚体系取代旧有的封建体系。
1890年，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接受成文宪法的国家，产生了君主立宪、民选的国会及独立的司法。
在亚洲，这些改变是使日本成为工业革命主要受惠者的关键因素。
统治者必须受到限制与约束的理念——这是法治的精髓——乃是出于政治多元化的内在逻辑
1790年至1832年的抗争放出了信号，均势已然改变，英格兰的统治者面对着紧要的抉择，
要么把法治摆到一边，拆掉他们精心设计的宪法架构，撤回他们的承诺，遂行武力统治，
要么就是交出统治，放下霸权……举步之初，虽然不免踌躇……
但到了最后，他们总算没有糟蹋自己的形象，不曾践踏一百五十年的宪法合法性，而是在法律面前俯首。
平民运动的出现，肇因于 1860 年代后期即已肆虐中西部的长期耕地危机。
全国农业保护协会，人称“种田佬”（Granger），成立于1867年，展开农民的动员，对抗不公不义的商业行为。
1873 年及 1874 年，种田佬控制了中西部十一个州的州议会，随着农村的不满达到高峰，1892 年组成人民党，并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 8.5% 的选票。
事实上，谢尔曼法案实施前，五十九件送进国会有关托拉斯的陈情案，
几乎全都来自农业州，推广的工作也都是农民同盟、农民联盟、农民互助协会及牧业保护协会这类团体。
农民在反对产业界的垄断中找到了共同的利益。
随着威尔逊在 1912 年当选，进步运动的改革达到高峰。
威尔逊在他 1913 年出版的《新自由》中写道：“如果垄断继续存在，政府将为垄断所宰制。
我可不希望看到垄断依然故我。
这个国家里面，如果有人真的大到足以拥有美国政府，他们迟早会将之占为己有。
广纳式经济制度需要的不只是市场而已，更需要的是能为大多数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及经济机会的广纳式市场。
随说：否则会形成垄断
在阿根廷，任何新任总统亲自挑选自己的最高法院法官也就成为常态。
如此一来，一种本来可以制衡行政权的政治制度也就随之死亡。
但梅内姆丝毫不见气馁，就任不到三个月就向下议院提交了一项法律，
建议扩大最高法院，将成员从五名增加至九名，其论调则和1937年罗斯福所用的如出一辙：最高法院法官工作过重。
很快地，法律在上院与下院都通过了，梅内姆得以任命四名新法官，因此也拥有了多数。
梅内姆抗衡最高法院获得胜利，也启动了我们之前讲过的灾难性陡降的动能，他的下一步就是修宪，拿掉限制他竞选连任的条款。
再度当选后，他又要修宪，但这一次遭到了阻止，不是因为阿根廷的政治制度，而是栽在庇隆党内的派系，他们对他的个人统治展开反击。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在非洲所进行的扩张及殖民统治产生了两种恶性结果。
其一，大西洋奴隶贸易鼓励非洲在政治及经济上走向榨取式制度；
其二，殖民地的立法及制度，使本来可以与欧洲竞争的非洲农业丧失了商业化的机会。
不管是谁，一旦掌控了政府，就会使他成为过度的权力及财富的受益者，
因此为了掌控权力及利益，榨取式制度制造了内斗的诱因，这股推动力在玛雅城邦及古罗马就曾经上演过。
如同 19 及 20 世纪的南非，1871 年的土地政策，目的就是要破坏原住民的生计，迫使他们屈就低工资的工作。
配销制度一直存在到 1920 年；工作薄以及全套游民法则要到 1945 年才废除；那一年，危地马拉第一次尝到短暂的民主滋味。
如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危地马拉是典型的恶性循环，
榨取式政治制度支持榨取式经济制度，回过头来为榨取式政治制度服务，并延续菁英阶层同一批人的权力。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自 1980 年统治津巴布韦以来频施铁腕，无所不用其极。
总统中了乐透大奖，奖金津巴布韦币十万元，大约是该国人均年收入的五倍。
津巴布韦宣布，穆加贝先生的名字是从数万名合格客户中抽出来的。
多么幸运的人呀！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根本不需要这笔钱。
事实上，穆加贝最近才为奖励自己和他的内阁成员，大幅调薪 200%。
当前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榨取式制度。
穆加贝统治下的津巴布韦很生动地说明了这种经济与社会结果。
津巴布韦国家统计数字尽管并非十分可靠，但按照最佳的估计，2008 年津巴布韦的人均收入只及 1980 年该国独立时的一半而已。
长期下来，制度性榨取变本加厉，津巴布韦人的收入因而崩盘。
津巴布韦的政治与经济失败，可以说是寡头铁律的另一个证明——在这里，艾恩•史密斯的榨取及压迫政权由穆加贝的榨取、贪腐及压迫政权取代。
2000 年穆加贝的假乐透中奖，只不过是贪腐加上历史所形成的冰山之一角。
内战在塞拉利昂造成政府与社会的瓦解，国家陷入极大的混乱，在哥伦比亚虽然不同，但它仍然是一场内战，而且造成了更大的伤亡。
1950年代的军事统治本身就是一场西班牙文名之为”暴力“的内战产物，从此以后，层出不穷的叛乱团体，多数为共产革命分子，荼毒乡村，从事绑架与谋杀。
在哥伦比亚乡村，如果想要免于这两种灾难，就必须”接种疫苗“，意思就是每个月向武装暴徒缴付保护费，换取绑架及谋杀的免疫。
它本身乃是恶性循环的结果：哥伦比亚的政治制度没有为政治人物制造诱因，让他们愿意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及治安，也没有足够的约束力阻止他们与自卫组织及黑帮进行或明或暗的勾结。
为了要说明阿根廷有多难了解，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说了一句名言：国家有四种，已开发的、未开发的、日本，还有阿根廷。
库兹涅茨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阿根廷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2009 年 11 月政府宣布，每个人顶多只能兑换十万朝鲜元，虽然后来又放宽到五十万。
十万朝鲜元当时的黑市汇率约为四十美元。
就这样一扫，北韩政府就把北韩人民的私人财富扫掉了一大推；
到底扫掉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总数可能比阿根廷政府 2002 年的那一次搜刮还多。
另据 Daily NK 报道称，两名朝鲜官员 3 月 12 日在平壤的西山体育场在一些经济官员和朝鲜中央党员面前被枪决。
这两名被处决的官员是前朝鲜财政部长朴南基和另外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委员长。
报道说，执行官在行刑前宣布朴南基的罪行称他是“推行货币改革，使人民生活困苦的稀世逆贼”。
北韩高层此举在于转移民众对“货币改革”的愤怒情绪。
随说：转移注意力
尽管政府贬抑市场，北韩统治阶层却很懂得享受市场所生产的东西。
前领导人金正日就拥有一栋七层楼的豪宅，设有酒吧、卡拉 OK 以及一个迷你电影院，地下室是一座大型泳池，设有波浪制造机，让金正日可以用装有小马达的冲浪板戏浪。
2006年美国对北韩实施制裁，就知道其真正的要害何在。
美国禁止六十项奢侈品出口到北韩，包括游艇、水上摩托车、赛车、摩托车、DVD 播放机及二十九吋以上的电视机。
俄国共产党残暴、压迫而血腥，但却不是唯一，同样的经济后果与人间苦难所在多有，
譬如 1970 年代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中国及北韩，无一例外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都是邪恶的专制独裁及人权侵犯。
人民受苦及血腥屠杀之外，共产党政权全都建立了各式各样的榨取式制度。
经济制度，无论有市场与否，其目的就是要榨取人民的资源，又因为视财产权有如寇仇，结果往往制造了贫穷而非繁荣。
回过头来，共产党经济制度又受到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共产党手中，完全没有权力的制衡。
所有这些榨取式的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有别，但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却与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的榨取式制度别无二致。
但1991年后，不管卡里莫夫总统的政权如何鼓励，农民就是不愿意再购买或维修这些机具。
明白问题的严重，卡里莫夫想出一个对策，事实上是一个比联合收割机更廉价的方案，那就是学童。
随说：压价太低，没有积极性
大商人都位居政府要津，掌管业务多与自己的事业领域重叠。
联合利华非洲、中东暨土耳其区前总裁莫哈默德出任外贸及工业部长；
埃及最大旅游业者加拉那旅游公司老板兼总经理加拉那成为旅游部长；
埃及最大棉花出口商、尼罗棉花贸易公司创办人阿巴查则成为农业部长。
在许多经济领域，商人说服政府通过国家管制限制新人进入，包括媒体、钢铁、汽车工业、酒类及水泥，全都以高进入障碍保护政、商关系良好的商人及公司。
大商人向统治者靠拢，诸如艾兹（钢铁业）、沙威利斯家族（多媒体、饮料及电信业）、诺赛尔（饮料及电信业），不但接受政府保护及政府合约，向银行贷款甚至毋须附带保证。
讽刺的是，如我们在前面所见，19世纪在阿里的统治下，在制度改革及经济现代化方面，埃及的起步是相当成功的。
但在埃及被大英帝国吞并前，阿里确实也曾制造了一波榨取式的经济成长。英国殖民时期，另一套榨取制度出现，并于1954年之后由军方延续下来。
整体来说，纵使经济有所成长，教育也有投资，但绝大多数的人在经济上毫无机会，而新的菁英阶层却靠着政商关系大赚其钱。
国家在经济上失败是因为采行了榨取式制度。
榨取式制度使国家深陷贫穷，同时也杜绝了通往经济成长的道路。
这种情形所在多有，非洲有津巴布韦及塞拉利昂，南美洲有哥伦比亚及阿根廷，亚洲有北韩及乌兹别克，中东则有埃及之类的国家。
所有这些国家其实都有显著的差异，有的位于热带，有的地处中纬度；
有的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有的则是日本、西班牙及俄罗斯的殖民地。
每个国家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语言及文化，唯一共通点就是榨取式制度。
所有这一类的制度，基本上就是由一个菁英阶层设计一套经济制度，以广大的社会群众为刍狗，达到自肥且永久掌权的目的。
但因每个国家各有不同的历史及社会结构，因此，其菁英阶层的性质及其榨取式制度的细节也就各异。
但不管多么的不同，这些榨取式制度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则是因为恶性循环作祟，至于这些制度之所以弄得民穷财尽。
譬如北韩，榨取的工具一脉相承，是从共产党的工具箱里搬出来的，无非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国家农场与国营工厂。
国家不同，榨取的强度也明显各异，而且对社会的繁荣有重大的影响。
举例来说，在阿根廷，宪法与民主选举虽然运作不佳，无法促进政治多元化，但运作得比哥伦比亚要好。
在阿根廷，至少政府还可以独占武力。原因之一在于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哥伦比亚的两倍。
比起津巴布韦与塞拉利昂，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菁英阶层的约束都做得比较好，
其结果就是，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比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穷得多。
对多数社会来说，殖民化过程的初期阶段最是紧要关头，对于经济及政治的后续发展，这一时期内的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
如同我们在第九章所讨论的，下撒哈拉非洲的多数社会和南美及南亚一样，在殖民化过程中也见证了榨取式制度的建立与强化。
但茨瓦纳却逃过了两次劫数，其一是高压的间接统治，另一则是遭到罗德斯吞并的毒手。
博茨瓦纳独立时，堪称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整个国家，路面经过铺设的道路总共十二公里，大学毕业的国民总共二十二名，中学毕业的一百名。
而最最严重的问题，则是它几乎完全被白人统治的国家——南非、纳米比亚及罗德西亚——包围，所有这些政权对黑人治理的独立非洲国家都充满敌意。
没有几个人看好这个国家。但四十五年过去，博茨瓦纳却是世界上成长最快速的国家之一。
博茨瓦纳打破了窠臼，它是如何做到的？答案是，独立之后快速建立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
独立以来，它始终维持民主，定期举行公平竞争的选举，从未经历过内战或军人干政。
政府建立强化财产权的经济制度，确保总体经济的稳定，鼓励广纳式市场经济的发展。
随说：就这个例子，有说服性吗？
1970年代钻石开始生产，不仅没有引发内战，而且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大量投资公共建设，想要推翻政府并控制国家的诱因相当少。
广纳式政治制度带来政治的安定，成为广纳式经济制度的后盾。
如同第十一章所讲的良性循环，广纳式经济制度回过头来又增强了广纳式政治制度的活力与持久性。
预先获知消息，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始组织起来。
9 月 30 日，梅里迪斯预定出现的前一天，美国司法警察进入大学校园，包围行政大楼。
为数大约两千五百人的群众前来抗议，很快就演变成暴乱，司法警察用瓦斯枪驱散暴乱群众，但立刻遭到攻击。
到晚上十点时，军队进城维持秩序。不过短短时间，牛津城内已有两万军队及一万一千国民警备队。
总计有三百人被捕。梅里迪斯决定留在学校，由美国司法警察及三百名军人保护其人身安全，最后念到毕业。
1949 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终于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1949 年后产生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是高度榨取式的。
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从此以后，中国不容许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存在。
毛泽东则完全掌握共产党及政府，直到 1976 年去世。
在威权统治下，榨取式政治制度就是高度榨取式经济制度。
毛泽东一上台，立即将土地国有化，一举废除所有形式的财产权。
原本应该照顾田地的人，如今却毁了自己的犁去炼钢，如此一来，连喂饱他们自己及这个国家的能力也一并毁了。
其结果是中国农村饥荒成灾。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干旱影响，尽管有学者为毛泽东的政策辩护，但毫无疑问的，这段期间多达二千万至四千万人的死亡，大跃进难辞其咎。
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无从得知，因为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根本不留记录，唯恐留下暴政的恶名。
大跃进的结果之一，是曾经发动“反右”运动，大肆屠杀“反革命”的革命名将兼中共元老邓小平改变了想法。
1961 年在中国南方广州的一次会议上，他主张“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政策不管是不是共产主义的，中国需要的政策是鼓励生产以养活老百姓。
没过多久，邓小平新提出来的实用主义就吃到苦头了。
1966 年 5 月 16 日，毛泽东宣称，“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在威胁革命，破坏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复辟资本主义。
为此，他宣布了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般称为文革，以“十六条”做为张本。
很快的，一如大跃进，文革开始大肆破坏经济及人民的生活，红卫兵在全国组成，清算斗争政敌，无数人遭到杀害、囚禁及下放。
有人忧虑暴力过了头，毛泽东反驳道：“希特勒这个人更残忍，愈残忍愈好，你不觉得吗？杀人愈多愈是革命。
邓小平 1974 年获得平反，毛泽东接受总理周恩来的建议，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
1975 年，邓小平受命拟定三份党的文件，若经采纳，将成为党的新路线。
文件呼吁恢复高等教育活力，工业及农业奖励重回物质鼓励，以及消除党内的“左派”。
同一时期，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恶化，权力逐渐向邓小平亟欲拔除的极左派集中。
这时候，华国锋的权力以及他愿意跟四人帮对抗，成了中国的转折点。
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华对四人帮发动攻势，全数予以逮捕，并于 1977 年 3 月再度请邓小平出山。
事情的进展，乃至接下去发生的重大变化，并非是必然趋势，而是华国锋自己在政治上技不如人，败给了邓小平。
邓鼓励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并把和他一样在同一时期吃过苦头的人请出来，占据党内各阶层的重要职位。
华则因为没和文革划清界线，使自己落居下风。
加上他在权力中心毕竟是个新人，缺乏关系网络，不像邓小平早已经营多年。
通过一连串的讲话，邓开始批评华的政策。
1978 年 9 月，邓公开批评“两个凡是”指出，与其凡是听毛的，“实事求是“才正确。
1978 年 7 月，胡耀邦提出经济改革原则，
其中包括：应赋予公司更大的主动权及决策权决定自身的产出；价格应随供需浮动，而非由政府决定；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应该降低。
所有这些建议都相当激进，但邓已经大权在握。1978 年 11 月及 12 月，第十一届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做出了突破性的决定。
不顾华的反对，决议此后党的核心目标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经济现代化。
1980 年，华国锋被迫辞去总理，赵紫阳取而代之。
1982 年，华国锋从中委会除名。
但邓小平还有动作。1982 年第十二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然后是 1985 年 9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邓小平终于完成党政高干的全面洗牌，引进更为年轻、更有心改革的人。
拿 1980 年与 1985 年做个比较，政治局里，二十六个走掉了二十一个，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个换掉八个，十八个副总理换了十一个。
胡耀邦构想的包产到户，为农村经济提供激励，1983 年已经全面采行。
1985 年，废除政府收购谷粮，由一套比较自愿的合约体系取代，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大幅放宽。
在城市经济方面，国营企业获得更大的自主权，选定十四个”开放城市“，全力吸引外国投资。
中国的重生随之而来的是重大的转移，从一套最高度的榨取式经济制度转向比较广纳的制度。
市场对农业及工业的激励，继之以外来的投资与技术，使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成长的道路。
但总的来说，这都还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尽管其压迫性已远低于文革及其以前，经济制度也已经局部广纳。
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低估了中国经济制度改变的激烈。
如同博茨瓦纳及美国南部，关键的改变出现在关键时期——以中国来说，亦即毛泽东去世之后。
倒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制造了足够的改变要求，才使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得以赢得政治上的斗争。
一如英格兰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及日本明治维新，博茨瓦纳、中国与美国南部都很生动地说明历史并非命定。
尽管恶性循环难破，榨取式制度还是能够被广纳式制度取代。但事情绝不会自动发生，也绝非轻而易举。
各种因素的汇合，特别是关键时期加上推动改革的力量与有利的现行制度所形成的广泛联盟，在一个国家迈向更广纳式制度的过程中实属不可或缺。
另外，运气也是关键，因为历史往往都是以偶然的方式揭开序幕。
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与繁荣富裕的关系是我们理论的核心。
广纳式经济制度强化财产权，打造公平的游戏平台，鼓励新科技与新技术的投资，助长经济成长，
不像榨取式经济制度则是少数人榨取多数人资源的体系，既无法保障财产权，也不为经济活动提供诱因。
广纳式经济制度与广纳式政治制度互相支持。
在政治权力分配上，广纳式政治制度倾向于多元，且能达到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并以此建立法治，为财产权及广纳式市场经济奠定基础。
西欧强权之所以能够冒出头来征服世界，有赖于几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其中包括：
- 封建制度所采取的独特路径，一路下来取代了奴隶制度，弱化了君权；
- 进入第一个千禧之年后的数百年间，独立的以及在经济上有自治能力的城市在欧洲兴起；
- 对于海外贸易，欧洲君主不像中国明朝的帝王，既不视之为威胁，因此也不曾加以打压；
- 以及黑死病的肆虐动摇了封建秩序。
政治上几乎没有发展出中央集权的国家，诸如索马里及阿富汗，或那些政府腐败无能的国家，
如过去数十年来的海地——早在 2010 年大地震摧毁全国基础设施之前——在榨取式制度下，
当然不太可能达成经济成长，也不可能做出重大改变走向广纳式制度。
相反的，那些已经达到某种程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可能是榨取式制度统治——却十分可能在未来数十年中获得成长。
中国的成长，就其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只是榨取式成长的另一种形式，不可能演变成持续的经济成长。
接下来的五年，戴国芳先后遭到囚禁与软禁，到了2009年才以一桩小罪定案。
但他真正的罪名其实是他妄图和国营企业竞争，而且没有得到共产党更高层的批准。这案子倒是给其他人上了一课。
陈云，邓小平之亲密战友之一，早期市场改革的总策划人，就曾经总结过大部分党内同志的观点，
把经济比喻成“笼中鸟”：中国的经济是鸟，党的控制则是笼子，笼子必须加大，好让鸟儿更健康、更有活力，但千万得锁住不能放，免得鸟飞了。
江泽民 1989 年出任中共总书记后不久，更进一步总结说，党对企业家不放心，
说他们无非是群“只顾自家的商贩，偷抢拐骗，贿赂，逃税，什么都干得出来。
用中国经济学者的话来说：“大国营公司可以大肆扩充，但私营公司若也这样搞，尤其是要和国营公司竞争时，麻烦就从四面八方来了。
当然，过去三十年中国大步迈向广纳式经济制度，成就了令人刮目的成长率，并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就予以抹杀。
大多数的企业家多少还是安全的，因为，无论是地方干部或北京的共产党菁英阶层，他们都下过功夫，搞好了关系。
大部分国营企业也开始盈利，并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相形于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巨变。
尽管速度缓慢，随着中国的经济制度日趋广纳，成长不断持续。
另一方面，中国之成长也收益于大量廉价劳工以及外国的市场、资金与技术。
中国的经济制度确实比苏联的来得广纳，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
在中国，共产党是全能的，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
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政治自由，也很难参与政治过程。
刘晓波强烈批评政府，要求更大的民主，甚至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遭到逮捕，至今身系囹圄。
2009年，党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遭到指控贪污的消息爆发时，所有这一切就公然上演。
党机关立刻动起来，不仅制止中国的媒体报道这个案子，还设法封锁《纽约时报》及《金融时报》网站有关这则消息的报道。
以中国为例，成长的过程是立基于追赶效应（catch-up）、输入外国技术，以及输出低端产品，
这种成长可能会维持一阵子，但也可能无以为继，特别是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时。
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愈来愈有权力的经济菁英而言，未来数十年他们或许还有可能继续大权在握。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历史及我们的理论，具有创造性破坏及真正创新精神的成长就无法出现，中国令人刮目的成长就将逐渐萎缩。
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有声音，承认未来前途艰难，已经在散播政治改革的理念，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转变成更广纳式的政治制度。
总理温家宝最近就提出警告，经济成长将遇到瓶颈，除非政治改革立刻上路。
我们认为温家宝的看法是先见之明，尽管有人怀疑他的诚心。
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之所以可能，关键在于成长本身与这种制度并不是不相容的，
相反的，掌控榨取式制度的人不但不会把成长看成威胁，
反而会将之看成是有利于统治的助力，中国共产党1980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就是如此。
首先，威权统治（中国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虽然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但少了广纳式经济制度及创造性破坏的支持，势将无法转型成为长久的成长。
其次，不同于现代化理论的主张，我们不认为威权式成长会带来民主与广纳式政治制度。
国际机构威胁利诱贫穷国家接受较好的政策及制度企图设计经济成长，
之所以无法成功，并非贫穷国家的领袖无知，而是因为没有从脉络中去解释为何坏政策与坏制度在此生成。
因此再好的政策既没被采用也没有落实，要不然就是徒具虚名。
因此，无论央行是否“独立”，为了保住自己的健康与生命，最好听从总统的命令，国家经济的健康已不在考虑之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中央银行的命运都和津巴布韦一样。
在阿根廷及哥伦比亚，中央银行也于1990年代独立，而且也确实扮演好了压低通货膨胀的角色。
阿富汗中部山谷的情形并非孤立事件，许多研究估计，真正用到目标上的援助只有 10%，顶多 20%。
指控联合国及地方官员捞钱的调查多达数十项，但绝大部分外国援助的浪费还不是舞弊所造成，
而是因为无能或甚至更糟：这对援助组织而言不过就是一笔生意。
像阿富汗这类国家，其所以贫穷是因为榨取式制度，根本的症结在于没有财产权，
缺乏治安或健全的司法体系，以及政治及经济生活完全为全国性的（更常见地方性的）菁英阶层所宰制。
随说：一般都援助都没有用
在下撒哈拉非洲，即使外援在许多政府的预算中占相当大分量，但千禧年挑战账户成立后，援助的条件增加，
一个独裁者以折损自己权力为代价所得到的额外援助不仅不多，拿自己的国家统治权或生命冒险也不值得。
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庞大与复杂也会不停要求并动员资源以确保现状的维持。
此外，对那些有迫切需要的国家切断援助未免太过无情。没错，大多数都浪费掉了。
但每给出一美元的援助，若有十分钱到了世界上最穷苦的人手中，十分钱也好过他们之前有的，可以解一时之急，胜过一无所有。
巴西如今已名列“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国、印度、中国），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在国际外交圈举足轻重的国家。
1970年代以来，巴西的兴起既不是国际机构的经济学家指导巴西决策者如何设计较佳政策或避免市场失灵所致，
也不是因为外援的注入而达成，更不是现代化的结果，而是各种人民团体勇敢地建立了广纳式制度的成果。所有这一切最后又导致了更广纳式的制度。
中国目前的榨取式制度也极度依赖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就我们所知，在这方面，其精密复杂的程度令人咋舌。
中国一名评论家扼要地说：“要维持党在改革中的领导地位，有三个原则必须把握：党要控制军队；党要控制党员；党要控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