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阅读笔记
这本书忘了是什么情况下开始看的，看下来感觉开眼界了，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
书看多了之后，我发现真的是可以串起来，只是归纳总结的能力还得加强。
先说一下相关书籍，再来写具体的阅读笔记。
1.1 相关书籍
- 《国家为什么失败》 （ 本站 ）
- 《枪炮、钢铁与病菌：人类社会的命运》 （ 本人微博 ）
- 《贫穷的本质》（ 本人微博 ）
- 《大众经济学》（ 本人微博 ）
- 《历史的教训》（ 本人微博 ）
- 《小岛经济学》（ 本人微博 ）
- 《置身事内》（ 本人微博 ）
- 《经济学通识》（ 本人微博 ）
- 《历史上十次货币战争》（ 本人微博 ）
1.2 读后感
《亚洲大趋势》十年前的书，主要讲东亚国家，土地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土地分配+配套支持，积极性提高，产量提高，
解决温饱避免粮食进口，农民有盈余就会刺激需求+储蓄，发展工业就顺理成章～
东南亚的土改不到位，农民还是很苦，有田的是少数。
没有利用好农民的基本盘，没有便宜的劳动力，工业也很难起步。
想到家里也分到了一些田地，最差的情况还可以靠自己精耕细作，养家糊口。
工业刚刚起步的产品可能不太好，只要价钱低，还是有人愿意消费。
把闭环跑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打磨，争抢竞争力。
早些年的山寨手机就是这番景象，
还有很多用市场换技术的合资企业也是如此。
金融以及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出口纪律很重要。
激励大企业做制造业出口，而不是搞民生行业垄断。
国家需要什么，就要引导企业去做，过程中可能会有阻力，需要想办法克服。
就像 12.18 海南自贸岛封关运作，低税甚至是免税进口的原材料，如果能产生 30% 以上的利润，可以免税运输到大陆销售。
本质上还是在想办法刺激企业想办法创造更多的价值，提升竞争能力，而不是简单当个二道贩子。
总的来说，就像《国家为什么失败》里面的核心观点，政策/制度是最重要的。
如果政策不断引导发奋图强、持续创新，然后又可以把利益分配好，那么经济不会太差。
2. 书籍信息
2.1 和 2.2 的信息是来源于豆瓣。
2.1 基本信息
作者: [美] 乔·史塔威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原作名: 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译者: 蒋宗强
出版年: 2014-5
页数: 364
ISBN: 9787508644783
2.2 内容简介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开始相信，东亚经济将会迸发奇迹。日本会主导世界经济，中国也将紧随日本。亚洲国家开始被冠以“虎龙”之名，不仅这些亚洲国家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神话，同时整个东亚也被视为一个文化和经济共通的统一体，且这个统一体的上升势头不可阻挡。
作为在东亚地区做过20年报道的资深记者，作者斯塔威尔深入研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情况。他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展示了发生在亚洲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情况，揭穿了西方世界对东亚的迷思和误解，同时他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能够在短时间内极速爆发，而令一些国家则渐失活力。
作者深度分析了以下三方面：土地政策、制造业和金融业。土地改革对亚洲经济体的成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土地改革启动了亚洲经济的发展步伐，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本。他认为，只有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领域的发展是不够的，国家需要“出口指导原则”，政府需要以此向企业施压，促使它们实现生产经营的国际化。在金融领域，有效的管理能够促进并支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同时，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模式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作者指出，中国重工业领域的大型企业已经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消费品行业仍有差距。鉴于中国的人口结构趋于恶化，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3. 原文摘抄和原始笔记
3.1 简单说明
摘抄主要是在看书的过程中，觉得讲的好的就抄下来。
如果自己有一些疑问或者想法，也会记下来。
方便后续查阅。
3.2 原始笔记
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只包括国民在国内经济中的收入。
国民生产总值：包含境外
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对3个措施运用得最为有效，结果均迅速地从贫穷状态过渡到了富裕状态，其速度之快，堪称世界之最。
- 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在贫穷国家中，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从事农业生产，但提高农业产出却是最容易遭到忽视的。“初步生产过剩”，刺激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 引导投资和企业级进入制造业。“发展阶段”
- 干预金融部门运行，让金融业服务于小规模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以及制造业的发展
事实表明，巴西在早年的增长中，过度依赖债务的驱动，导致其经济并不是真正具有了生产力和竞争力。
随说：不能只看增长率
97年后，日本早已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但实现了充分发展之后，日本也面临着诸多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似乎比如何脱贫致富更富有挑战性，而这似乎并没有引起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注意，它们仍然继续努力追赶那些成功的经济体。
随说：结构性问题怎么解？
某些东南亚经济体虽然在长期内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没有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不过它们却听从了某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国家提出的拙劣建议，过早地开放了金融部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土地问题成了东亚最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承诺土地改革对中国、朝鲜和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由于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解决好农业问题，既导致总体性的发展步履维艰，又为其他政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甚至60年后的今天，土地问题仍然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因为如果一个企业达不到政府制定的出口业绩评价标准，就无法继续享受政府的财政激励，就会被成功的企业兼并，有时甚至会直接破产倒闭。因此，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世界一流的企业，政府利用公共资金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也得到了回报。
在成功的东亚国家中，建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架构，优先考虑的事情往往都是如何才能发展好产量高、规模小的集约型农业，如何才能促进国内制造企业获取先进技术。
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东北亚国家以及中国制定了低于市场利率的储蓄利率，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对公众征收了一种隐性的税，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农业和工业的补贴能力，另一方面也催生了非法的吸收存款机构，即所谓的“场外交易市场”。不过，虽然“场外交易市场”会从银行手中抢走一部分存款，却不足以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东南亚国家的储蓄水平很高，这与东北亚国家比较相似，但东南亚各国政府在利用这些储蓄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过程中找错了方向，这些投资资金的流向主要包括规模大、效率低的种植园农业、非制造业务类企业以及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
后来，东南亚国家又听从某些富裕国家提出的拙劣建议，过早地解除了对本国金融业的管制，开放了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比如股市），并取消了资本流动管制政策，结果导致本国发展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结果是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被狭隘的私营部门把持了，而私营部门的目标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几乎完全不一致。
1978年前的中国、1989年前的苏联以及1991年前的印度都以惨痛的经历给人们上了沉重的一课：如果一个国家不与世界开展贸易和互动，则其断然不可能领先于世界发展潮流。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样，过去这么多年里，很多人拿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做对比，或者拿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做对比，进而争论什么才是正确的发展战略，其实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在人口、地理、资源等方面差异十分显著，这就决定了其发展战略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离岸金融中心的低成本也意味着它们享有内在的财务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它们永远不可能孤立存在，严格来讲，它们是寄生性的，因为它们必须找到一个或多个主顾，依靠这个或这些主顾谋求生存。
在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时，本书只是直接分析了农业、制造业和金融业这三个领域的政策，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或许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口因素了。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年龄分布对其发展潜力具有巨大的影响。
这些人口变化趋势对东亚地区实现空前快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人口红利”。但如同任何一枚硬币都具有正反两面一样，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它还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事实上这就意味着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越来越高。
在今后10年，人口因素的变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作用将越来越大。
但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并没有对中国的发展状况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发展状况仍然取决于政府在农业、制造业和金融业领域的政策选择，这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情况是一样的。归根结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如何，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其有多少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而是怎么运用好这些人口。
与其说是教育催生了经济发展，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促使家庭加强子女教育，从而使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具有了可能性。
随说：从农业开始，确实不需要教育？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放得远一些，就会发现古巴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位居世界第二，其入学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自从1960年以来，教育一直是古巴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仅排在第95位。古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非常大，但工作机会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有25 000名古巴医生被派到国外从事政府资助的工作的原因。
随说：供大于求
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都相对比较重视职业培训，而那些曾经沦为欧美强国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则不是那么重视建立职业培训系统。
台湾的教育体系越来越类似于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工业国的教育体系，而反观东南亚国家的教育体系，则更加重视人文学科以及“纯科学”，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
在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关键的知识都不是在正规教育中学到的，相反，是在企业中学到的。
相比之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资就比较务实和有效，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都是一些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竞争的大企业。
但他们可能忘了一个事实：在1949年之前，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也曾经实行专制统治，而经济治理状况却一团糟。这就表明，专制统治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归根结底，经济状况取决于具体的经济政策。
但本书却指出人们在发展进程中可以做很多事情。本书重点关注政府在农业、制造业及金融业的政策选择，因为这三个领域的政治决策对发展结果的影响是最大的。
为什么土地政策对发展如此重要呢？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在一个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里，往往有75%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依靠土地谋生。
对于人口不断增加而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而任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农业产出往往会停滞不前，甚至会下降。
随说：市场没有动力去改造农田，提高产量
在人口不断增加、土地使用权无保障、收租行为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土地市场就会令增加土地持有量成为土地所有人增加收入最便捷的渠道，而通过投资提高产出对增加土地所有人收入的作用就会相形见绌。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的农业。
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出现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系列土地改革。虽然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者主导的，另外三个是资本主义者主导的，但其目标是一致的。大体来讲，这些土地改革的目标就是国家收回现有的农业用地，然后平均分配给农业人口（一度兼顾了土地肥力的差异）。
换言之，即便每人每小时的产值非常低，也不妨尽量把劳动力投入农业部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过剩的劳动力。任何一个园丁都知道，精耕细作的园艺式耕作模式能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
事实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香蕉市场上，台湾的小农经济模式比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种植园模式更有优势。
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等经济体的小型农场之所以能够实现高产，并不是仅仅因为这些农场的规模小，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小规模农场在肥料、种子、储存、销售等方面享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配套基础措施。
但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这些经济体所发生的事情有力地说明，以均田制改革为基础的土地政策开创了“二战”后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发展图景。
在东亚经济体成功地转向小规模家庭农业模式之后的10~15年间，农业总产出纷纷提高了50%（日本）到75%（中国台湾）。传统上来讲，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农业产出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会导致这个经济体内的储蓄随之增加，而政府就可以利用这些储蓄为工业投资提供资助了。
农作物产出大幅增加还意味着农村消费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情况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大幅增加，从而为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说：有盈余才会有需求
很多知名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都根据农村市场的迫切需求及时调整了自己的产品，从而赚到了上百万美元。
农业产出最大化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外汇储备本来就不足，还要进口粮食，那么就没钱去引进技术和设备(制造业)
比如，“二战”结束后，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开始大力推行工业化战略，但最终来看，结果并不理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业基础薄弱，一味注重增加制造业领域的出口，而忽略了提高农业产出，结果，随着本国居民收入增加以及随着肉类、粮食等消费量的提高，这些国家要么开始削减制造业的出口，要么开始努力增加农产品的进口。无论是哪种情况，最后的结果都是导致工业出口创造的外汇一点点地流失了。
总而言之，拉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不够，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通病。
最后，家庭农场还承担着社会福利的部分作用，这一点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贫穷国家无法为本国人民提供失业救济或其他社会福利。
随说：兜底有饭吃
以中国台湾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工厂工人回乡务农。近年来，中国大陆凡是出现经济萎靡的情况，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在土地改革比较成功的亚洲国家里，往往能够避免城市地区出现大批贫民区或棚户区，而那些实行大规模农场模式的国家，从18世纪的英国到当代的菲律宾，也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随说：还真是贫民窟比较少
政府实行了均田制的土地改革之后，每个农民家庭都拥有一块儿土地，这样就为农民创造了一种几近完美的竞争环境，在这种竞争环境下，有多个竞争主体，没有准入障碍，信息可以自由获取，这是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非常类似于经济学教科书里假设的那种完美的竞争环境。
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一块儿土地，也就拥有了资本，同时也可以自由地接触到技术、信贷和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能够在一个非常平等的基础上同其邻居展开竞争。
克劳斯·丹宁格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是，土地分配不公导致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位徘徊；低增长减少的是穷人的财富，而不是富人的财富。
明治政府发现的这种发展秘诀，借用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的名言来说，就是“如果你渴望工业化，就要做好发展农业的准备。
比如，如果一个农户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就会选择借贷，农村借贷变得越来越常见，而如果农民无力还贷，他们的土地就会被债主没收。
由于很多农民当初卖完农产品之后就把收入用来还债了，所以等到他们迫切需要粮食时，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购买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农民债务规模增加了8倍。
随说：低价卖了着急还债，后续不够了高价买
在东亚各经济体内，日本可耕地面积在国土面积中的比重是最小的，只有14%，而韩国的比重是20%，中国台湾的比重是25%。
通过收取高地租、放高利贷，伊藤家族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地主之一。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这个家族控制的土地面积迅速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该家族拥有1 370公顷稻田，另外拥有1 000公顷林地，拥有2 800名佃农。这个家族并不是典型的地主，但反映了地主阶层日益兴起的社会现实。
20世纪20年代，85%的中国人都居住在农村，农村居民出生时的平均寿命预期非常低。75%的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不到1公顷，而10%的人口控制了全国70%的可耕地。
：他们是怎么控制的？
英国的经济史专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托尼（R. H. Tawney）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到过中国，后来他在1932年完成了《中国的土地和劳工》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中国农业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以至于在一些地区，农民的处境就好像是永久性地站在深及脖颈的水中，即便一个涟漪就足以淹没他们……一位著名的中国官员曾经提到，1931年之前的那几年里，仅仅中国山西省就有300万人死于饥荒，40万名妇女和儿童被卖。
他于1945年来到中国，1953年回到美国。其间，在1948年，他曾经以观察员的身份前往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今属长治市郊区东厂镇），亲历半年土改，深入考察，后来根据所见所闻创作了著名长篇纪实文学著作《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他写到了青黄不接时发生饥荒的惨象，写到了很多人被迫卖身为奴（大多数都是女孩儿），写到了地主的暴虐、家庭暴力、高利贷、猖獗的黑手党式黑社会以及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悲惨遭遇。
一些地主比较喜欢雇用其他村的人为自己打零工，因为这些人离家较远，无法偷偷溜回自己家的厕所解手。
随说：有机肥？免费肥？
因为报复日本的情绪非常强烈，农民对土地再分配的吁求十分强烈，再加上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动员下变得政治化了，所以，农村地区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以至于当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12月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时，在韩丁所在的那个张庄村以及在许许多多类似的村庄里，地主的土地已经被瓜分完了。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旧中国一般的土地情况来说，大体是这样：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
随说：来自《中国土地法大纲》
上面这段描述的所有现象都发生在1946年4月之前，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农村地区建立正式的党支部。1946年夏季，国共内战再次爆发，同时地主、富农开始遭受新一轮批斗，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甚至有人被活活打死，而且由于一小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开始滥用新获得的权力，引发了一些暴力、盗窃、强奸事件。当地民兵组织的一些成员为了庆祝1947年的农历新年，便轮奸了一位前“坏分子”的儿媳妇。这些情况发生在1947年末《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前。
总体来讲，正如韩丁所观察到的那样，土地改革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在内战期间为了确保能够源源不断地招募到新兵，首先会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那些没有土地耕种的农民，然后组织支持者们去耕种土地，然后招募年轻人到前线去。
随说：国民党和地主同流合污？
韩丁写道：“只有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才能在即将到来的内战阶段鼓舞士气，增强凝聚力，凝聚力的作用类似于抗日战争期间那种为了避免亡国灭种所发扬的精神的作用。
随说：为土地，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虽然战争对经济起到了破坏作用，但土地改革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快就能感觉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推行了一套更加进步的税收制度，改变了以往那种“不论产量多少，一切农产品一律按照固定比例缴纳地税”的政策，而是设定一个初始的免税配额，其余部分的税率根据当地的平均农业产出水平来确定。这样一来，谁家土地的产出超过了当地的平均水平，谁就能多留一部分作为私人财产。
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和20世纪50年代前半叶，中国的农业产出实现了大幅增长。我们可以公开获取的数据的质量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增幅应该在40%到70%之间，中国农业产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最高水平是1.4亿吨，此时提高到了接近于2亿吨的水平。
1956年，继苏联、朝鲜之后，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运动，无数家庭把土地、农具和劳动力集合在公社、生产队等“生产单位”里。这些变革，加上工业化运动，被称作中国的“大跃进”。事实上，农业产出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以至于19591961年发生了饥荒，死亡人数估计多达3 000万4 000万（略微少于人口总量的10%）。
随说：盲目追问经济总量和工业化不合适
“因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美国需要对亚洲地区面临的挑战做出反应。
在如何应对东亚土地改革的问题上，美国的政客、官僚进行了激烈争论，试图达成一致意见。一方面，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个人财产应该得到法律保障，强制再分配其他人的私有财产断然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法律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华盛顿一些较为高瞻远瞩的外交政策专家就主张，土地改革对于提高亚洲社会的公平性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在冷战刚刚拉开帷幕之际，农民得到土地后就不会渴望由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了，这样有助于稳定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有利于遏制日渐兴起的共产主义潮流，有利于削弱共产党对亚洲国家的影响。
随说：美国影响力很大…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当美国国内的正反两派在1945~1946年争论是否应该支持日本进行土地改革时，正方暂时占了上风。驻日盟军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说服，主张在日本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然而，虽然土地改革在其他深受美国影响的国家得到了落实，但在南朝鲜却触礁了。
随说：深受美国影响？
但金日成于1946年春季在当时的北朝鲜进行的土地改革让美国及美国在南朝鲜的政治代理人李承晚感受到了压力，后来南朝鲜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但李承晚落实起来踌躇不前，华盛顿方面也不强迫他，而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再次让他们感觉到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对于中国大陆在内战期间开展的土地改革，美国做出反应的时机已经太晚了，晚得令人绝望，令人尴尬。1948年10月，美国政府同中国国民党建立“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方大多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在内战的最后一年里，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在仍然处于国民党控制下的华中某些地方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小规模试点改革。
1949年8月，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工作迁往台湾，之后其工作范围在台湾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当蒋介石推行私有财产再分配改革的决心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动摇时，是他的美国盟友坚持建议他应该继续进行下去。然而，这是美国最后一次利用自身影响力推动东亚地区的土地改革。美国从来没有给东南亚地区的盟友施加过这么大的压力。
随说：蒋介石这点…而且受制于美国人
最后，美国的确充分担负起了领导职责，影响了东北亚的政治局势，为刚刚拉开帷幕的冷战划定了界限。但美国的这种领导职责，是迫于外在形势的无奈之举，对于这个地区进行的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美国并没有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认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支持土地改革的动力才转瞬即逝，导致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根本没有获得美国支持下的土地再分配带来的利益。
然而，拉德津斯基同时还提到，苏联共产党虽然因为领导了向小农经济的过渡而受到欢迎，但之后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他准确地预测说中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在被派往中国的4年前，也就是在1945年，拉德津斯基曾经被派到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充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幕僚。当时，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承担着管理日本这个战败国的职责。
当时，麦克阿瑟将军身边的很多人都主张采取一项略微缓和一些的政策，即要求地主减轻佃农的地租，但拉德津斯基坚持认为，必须采取一项彻底的政策，才能削弱日本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支持，并且认为如果强制要求地主减轻地租，将会导致很多地主转而选择自己耕种土地，因此就会导致更多的农民无地可种。
由于实物地租被取消，转而由货币支付，而当时通胀率又很高，所以这些支付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此外，这轮通胀也冲销了农村债务，导致地主的债券也几乎没有什么价值。通胀还推高了独立于政府收购范围之外的黑市农产品价格。所以，这个时候做一名农民还是很合适的。
20世纪50年代，当日本城市地区还在为了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水平而苦苦挣扎之际，农村的产出和消费已经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
美国军事指挥官阿彻·勒奇将军（Archer L. Lerch）并不倾向于进行土地改革，认为这种改革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他重点关注的是不让苏联人跨越北纬38度线，同时压制南朝鲜的社会主义。此外，美国一些赞同土地改革的开明人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日本，而不是南朝鲜。
李承晚虽然是美国在当地极力扶持的政治代言人，但他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因为他是一个长期寓居海外的精英人士，只是在1945年10月才返回到南朝鲜。到了1946年秋，美国国务院终于得出结论认为必须推进南朝鲜的土地改革，但阿彻·勒奇将军和李承晚继续反对土地改革。
随说：这种人没有群众基础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之后，韩国政府提高了政府收购价格，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国内化肥厂的投资力度。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政府效仿日本和中国台湾，开始为家庭农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扶持，农业产出实现了显著提升。
水稻、甘蔗等传统作物的产量增长了50%，而且很多水果、蔬菜的产量也翻了一番。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2/3的出口收入都是由初级农产品和农产品深加工创造出来的。
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帮助台湾改良现有作物，开发高产品种，同时推广替代性的、附加值高的作物，而台湾当局为了限制农户承担的风险，也经常承诺对出口农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
就这样，由于本国与外国的政客们都不相信家庭农业对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就为东南亚地区在经济上的相对落后埋下了第一个伏笔。在东南亚各国中，菲律宾以最痛苦的代价印证了这个事实。
但菲律宾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农业状况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地主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大多数劳动都是由无地农民承担的；
菲律宾政府只是为了避免全面内战才被迫采取些许的改革措施，而且想方设法地把改革力度降到最低，因此并没有建立一个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经济。
根据瑞丁格尔（Reidinger）在其专著《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中提到的统计数据，从1900年到1986年，菲律宾的土地改革总共重新分配了31.5万公顷土地，而这只相当于该国耕地总面积的4%。
然而，要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那样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必须遵循一条最根本的准则：不允许地主同农民直接谈判。换句话讲，所有涉及土地转让、出售的事宜，必须经过第三方组织进行处理，不允许地主同农民直接谈判交易。
对于了解路易西塔庄园历史的人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菲律宾的土地改革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许寰哥家族通过放高利贷的方式在打拉省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后来，到1957年，这个家族先是从西班牙塔巴克莱拉烟草公司（Tabacalera）手中买下了现在的制糖厂，继而向菲律宾中央银行贷款，买下了一大片土地。
监督土地改革进程的委员会不是由佃农组成的，而是由政府官僚组成的，这些官僚不仅没能力、没资源行使监督权力，而且时常接受地主的贿赂。
时至今天，在菲律宾1 120万农业劳动者之间，估计有850万人仍然没有土地。
但如同大多数菲律宾土地改革一样，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这次改革也没有实现圆满的结局，因为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但他们太穷了，根本没有独立耕作的能力，而国家几乎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任何支持，结果导致大多数农民立即把土地回租给了贝内迪克托家族，自己坐收红利，而每年的红利只有12 000比索（约合240美元），这样一来，被解放的佃农再次沦为雇农。
随说：没有启动资金真难
独立耕作的农民陷入了贫困的泥潭，只有放贷者是高兴的，因为他们能借机占有更多的土地。
与东北亚地区的农民相比，埃斯佩兰萨庄园土地改革的受益者以及菲律宾其他地方的农民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府在信贷、农产品营销和农业科技推广方面提供支持，因为他们以前基本上都是在种植园里劳动，更加习惯于根据别人的指示去耕作，没有养成独立自主耕作的能力与习惯。
在内格罗斯岛，很多农民利用回租土地的收益购买“卡拉OK”等娱乐设施，农民在破旧的小房子里围着卡拉OK唱歌的情景成了菲律宾被解放农民的典型象征，这几乎没有任何令人惊讶的地方，因为独立耕作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很多农民不愿耕地。
随说：这和贫穷的本质里边，吃高价食物类似
这个合作组也不具有菲律宾农民的典型特征，主要是因为他们政治觉悟较高，其组织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有些成员曾经在菲律宾新人民军中担任过军医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所以才能组织并维持这样一个“集体企业”。
随说：组织能力很重要，解决大家的问题
埃斯佩兰萨庄园和伊萨贝尔庄园这些农民的情况既让人乐观，因为一些人和一些组织能够克服各种不利因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又让人悲观，因为这些合作社的资源和非政府组织投入的规模恰恰折射了菲律宾政府的无能。
菲律宾在农业领域的失败，根源在于政府制定了失败的政策。慈善机构的援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失败造成的后果，但无法完全弥补政策的失误。
内格罗斯岛根据《综合土地改革法》而实行的土地再分配并没有带来产量的提高，因为国家没有为家庭农业提供它所宣称的那些支持，而且因为改革进程遭到了地主的破坏。
结果表明不同经济体的农业附加值总值表现出了巨大差异，菲律宾每公顷土地能带来的附加值为655美元，中国大陆是2 500美元，中国台湾是5 000美元，韩国是7 000美元，日本是10 000美元。这些数字包括了国家给农民的补贴。
拉德津斯基还提到了他和马尼拉的一些富人在他们的豪华住宅中进行的对话，菲律宾富人们认为菲律宾的农民天性懒惰，谁也拯救不了他们。我们至今仍然能听到这种观点。
随说：归因谬误？
拉德津斯基认为，洛斯巴诺斯市的高产水稻品种改变了东北亚数百万人的生活，但对于菲律宾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灌溉、施肥、信贷和营销等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都没有落实到位。
关于菲律宾农民真实的本性，他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菲律宾当前的大环境下，如果一个佃农试图提高产量，就不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大部分劳动成本会被地主、放高利贷者或商人拿走。
印度尼西亚的土地改革立法和实施条例都遵循了菲律宾模式，结果肯定归于失败。
虽然印度尼西亚也设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但被地主把持着，所以，他们阻挠土地再分配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他给一位在美国政府工作的同事写信说：“印度尼西亚的土地改革法案数量太多，凌乱破碎，相互矛盾，过于保守，而且过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只有出现奇迹，才能帮助他们看懂这些法案。
背负着沉重债务的佃农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劳动者已经丧失了劳动积极性，提高产量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即便产量提高了，大部分新增产量将会落入地主手中。
随说：利益没分配好导致生产效率低下
东南亚地区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粮食政策，即“过于注重为消费者提供廉价的粮食，而不注重提高粮食价格以激发小农的积极性”。
由于印度尼西亚人口不断增加，而农业产量长期得不到提高，这就意味着该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稻米和小麦，以满足本国对粮食的需求，结果消耗了本国大量的外汇储备，而该国原本可以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去应对更加迫切的发展问题。
随说：土改不到位，积极性不高，产量低
在印度尼西亚那些国有化的种植园里，情况也不容乐观。大部分种植园之前是由外国人控制的，国有化之后，被该国的国有企业管理，运行效率十分低下，一直遇到了20世纪60年代，甘蔗种植园，即该国面积最大的种植园，产量下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产量的50%，致使该国蒙受了惨重损失。
随说：“偏向城市”政策失误
人们在爪哇岛进行的研究表明，就每平方米土地的产量而言，家庭菜园的产量远远超过稻田或由佃农或临时雇农耕作的土地的产量。事实证明，东北亚地区高产农业模式也存在于爪哇岛这类地方，但仅仅存在于农民为了个人消费而耕种的、面积狭小的土地上。
在全球萧条中，小农比种植园更灵活，更有弹性，因为他们在橡胶树中间又种植了一些粮食作物，而且小农在从事农业耕作之外通常还会有第二职业。他们不必像种植园主那样支付经常性的管理费用，生产成本较低，因此，他们愿意而且有能力承受较低的价格，但殖民者却强迫他们接受为阻止种植园破产而采取的限制措施。
马来西亚在殖民时代的橡胶市场只是一个市场受到操纵的简单的代表性案例，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橡胶市场遭到了严重的人为操纵，结果导致效率较高的小农经济去补贴效率较低的种植园。
为了实现欣欣向荣的发展，不仅需要让小农获得土地，还要在农业科技推广、农产品营销和农业信贷等方面为其提供支持，为小农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大环境。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农民暴乱的根本原因一直都是农村贫困的周期性加剧，这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密切联系。
二战后泰国在压低稻米收购价格的同时，政府还提高化肥等基本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当时泰国化肥主要依赖进口），严重抬高了农民种植水稻的成本，以至于和同时期的日本相比，泰国稻米生产成本是日本稻米生产成本的5倍。
正大集团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企业，将雏鸡提供给农民饲养，之后，农民再把成鸡卖给正大集团，而正大集团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买家，在成鸡收购方面几乎享有垄断地位。
由于国家在灌溉设施以及其他设施上投资非常少，没有给小农提供任何援助，农村经济注定陷入萧条的深渊，很多农民用一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在农闲时节到处迁徙打零工。
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夕，政府部门组织的一次国民收入调查显示，在东北地区农民的家庭收入中，超过80%的收入都不是源自农业劳动，而是打工者的工资和外出打工的家人寄回来的钱。这一现象既能说明泰国土地政策的失败，也能说明当时出口加工业的确在泰国实现了大幅增长。
在泰国，曼谷与农村的差距如同鸿沟一般，政府决策过程总是存在极端的城市偏向，这些情况一直都没有改变。
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家 Zahir Ahmed：在这里，有现代文明的各种负面产物——夜总会、酒吧、围着迷你裙的女郎、披着一头长发的男子、吸毒、卖淫女和性变态……75%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但农村仍然贫困、拥挤和肮脏，那里的人们日复一日地从事辛勤劳作，却终生饱受无情的折磨……这个社会充斥着无视社会公益的人们，一心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农民的痛苦之上，并努力巩固自身的权力。
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真诚坦率地面对发展进程中的农业问题，结果导致本国大部分人过着贫穷的生活，并为工业化进程制造了重重障碍。如果政府为家庭农业提供了适当的支持，就会实现更大的农业产出，而实际上这种情景并没有实现。农村人口本来可以为制造企业的产品提供巨大的市场，本来可以催生出大量工业企业家，结果却拖累了国家的发展。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发展政策的失误。
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1978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在制度支持下的土地改革都释放出了巨大能量，推动农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创造出了广阔的农村市场，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流动性。
随说：这些政策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非完美
但随着工业开始快速发展，随着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收入较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政府就需要对农业进行再调整，更加注重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利润。这就需要逐渐扩大农场规模，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让同样面积的土地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
随说：放弃农业产量？
美国农民越来越多地采用大型农业机械，为了提高收入水平而更加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并愿意接受每公顷土地产出规模缩小的事实。
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发达国家减少对本国农业的保护之际，就为贫穷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因为这些穷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因此农产品生产成本也相应较低，可以把剩余农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这有助于破除阻碍穷国发展的因素，弥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随说：如果完全依赖别人…
不幸的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北亚经济体并没有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做好过渡工作，没有在适当的时机扩大农场规模、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并削弱对本国农业的保护。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东北亚地区的家庭农场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政府福利体系的职能，农民有了一小块儿土地，就可以减轻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负担，政府之所以后来为农民提供补贴，是因为政府财力增强了，具备了补贴农业的能力，而且农业曾经哺育了工业发展，为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政府希望通过在农业部门增加财政支出的方式表明政府对农民的重视。
而中国是个例外。中国这个东亚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给农业和农民提供过补贴，并竭力让农场维持小规模运作，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却一度高达3倍。这种收入不平等性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那种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城乡收入平等而大力补贴农业的做法，无异于一种极端的社会福利政策。
日本价格补贴的核心也是水稻。政府为水稻支付的价格在20世纪60年代翻了一番，到20世纪70年代又翻了一番。由于日本政府给农民提供的补贴越来越多，而且有效地禁止了农产品进口，再加上农民享有大量的非农业就业机遇，这三个因素导致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城市人均收入水平，这种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与东北亚其他经济体的农民相比，台湾地区的农民是最成功的，受到的保护也是最少的。不过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台湾对农业的补贴显得相对较少，导致台湾农民被迫采取多元化策略，更加注重生产一些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比如，台湾农民在从事农业劳动的同时，还非常重视肉类加工业，最终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猪肉类产品的出口者。
在日本与韩国，政府每年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1%，但这两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甚至还不到1%，换言之，农业补贴超过了农业生产总值。
总体来讲，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政策陷入僵化状态，就会严重抑制政府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能力。
家庭农业模式产生了两个其他政策无法产生的非常有利的影响。
- 能最充分地利用农业经济体内过剩的劳动力，从而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
- 实现了土地这种最基本的非人力资源的公平分配，催生了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人们不仅可以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而且可以真正地相信他们具有成功的可能性。
农业产出的增加又可以转化为农村购买力，为早期工业的发展开创农村市场。土地改革能提升农民对基本的、国内制造的消费品的需求，当这种需求在整个经济体内部扩展的时候，就形成了某种形式的“消费冲击”。增加的农业产出也有利于国家从国外引进工业发展所需的先进技术。
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就是将会出现在下一章的两个关键性历史人物，一个是韩国总统朴正熙，另一个是韩国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第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就是金大中，他也是农民的儿子，他领导了韩国人民的民主斗争和体制变革。在中国台湾，最著名的企业家、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以及其他很多企业家也都是农民的儿子。曾经领导过台湾地区民主运动，并于2000年成为台湾地区首位非国民党籍领导人的陈水扁也是农民的儿子。在中国大陆，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领先时代潮流的企业家们，很多也是来自农民家庭。
随说：时代+机遇
然而，在东南亚地区的商界和政界，几乎没有出现过像东北亚地区那种程度的社会流动性，甚至到今天仍然摆脱不了精英世袭的问题。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东南亚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公平的土地再分配，因此社会成员也就无法建立机遇均等的社会。从社会流动性而言，东南亚国家更加类似于拉美国家，因为拉美国家的土地改革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虽然土地改革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设，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政治精英却没有对土地改革表现出热情洋溢的支持。
时至今日，美国在实行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这些东南亚国家既是盟友，又是负担。这些国家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土地分配不公和农业效率低下，但这些国家仍然在推脱说土地改革难度太大而踌躇不前。在这方面，巴基斯坦也许是最好的例证。
只要多投入一些人力资源，几乎任何一种作物都能从中受益，也就是说产量与劳动投入成正比。很多国家的大量证据表明，农场的产量与农场规模成反比，原因就在于此。
一些国家为无力推行土地改革而提出的政治借口是狡猾的、用心不良的，至少表明这些国家无法控制它们自己的发展命运。然而，虽然土地改革存在难度，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改革失败的案例多于成功的案例，但的确存在成功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土地政策能告诉你领导人是否了解和关心本国人民。在这些方面，东北亚领导人的得分远远高于东南亚的领导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国家比较富裕。
问题的核心在于，无论是独立前，还是独立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精英们都是由殖民统治者指派的，以至于他们没能力清楚地思考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随说：代表谁的利益？
东南亚国家中，也有两位痛恨殖民者的领导人，一位是印度尼西亚放荡不羁的苏加诺总统，另一位是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马哈蒂尔对经济史了解甚少，无法为本国做出明智的政策选择。
随说：经济历史遇上决策
在一个贫穷国家中，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不能低估了农业的重要意义。
在贫穷国家，农业政策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农民，而小农经济模式可以大幅增加农业产出，促进农村消费，进而推动整个经济体快速发展。然而，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农业是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的。
随说：任何模式都没法持续吧？大家都持续了，最后怎么办？无限增长？最后大家都安居乐业得了，搞那么复杂
在制造业中，少数企业家和技术人员能够以机械为媒介（起初这些机械需要依赖进口），雇用大量不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机械化生产，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特别大的推动作用。经过最基本的培训之后，工人可以在完成制造任务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价值。之后，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也能学到更多技能。
而服务业的很多活动则不是这样，因为在服务业，要想提高服务效率，必须在服务者提供卓有成效的服务之前先对其进行长时间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技能，比如，一个人在具备软件编写能力之前，必须通过很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学会如何编写软件代码。
随说：都需要持续学习
真正自由的服务贸易要求劳动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这样服务业从业者可以在存在需要的地方提供服务，但即便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也不愿意看到人员自由迁徙。
对任何国家而言，如果把服务业作为发展政策的根基，就会面临更高的出口壁垒，而如果采取传统的、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发展政策，那么该国面临的出口壁垒就会低一些。
随说：服务业不好出口，都不想人员自由流动
对于想要进入发展“快车道”的国家而言，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就是发展制造业，开拓全球市场。
然而，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英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进一步扩大其制造业规模。
随说：规模化前提是操作机器的人工便宜
国家培育制造企业的方式有两种：通过保护和通过补贴。这些干预措施能够在企业家们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过程中为其提供一定的喘息空间。
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谓寻租，指的是企业家不注重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改进技术和提高竞争力，而是一味地寻求国家的保护与补贴。
所谓“出口纪律”，就是指政府连续性地评价、检验那些获得政府保护与补贴的国内制造企业，迫使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参与全球竞争，依据企业出口业绩的高低来决定支持谁或不支持谁。
在东南亚，企业家的精力都用在了糊弄政客、骗取补贴上，而不是用到了促进出口上。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就像挖空了心思要把沙子卖给阿拉伯人或者把雪卖给因纽特人一样。他们消耗了国家的发展资本，把骗取的发展资本投入到了房地产业，结果导致巨大的泡沫，最终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在韩国，企业必须按月向政府汇报出口业绩，企业能够获取的银行信贷额度取决于其出口业绩。在中国台湾，政府采取了现金补贴、优惠税率等多种措施来鼓励出口企业。
但也有一些大企业不依靠政府扶持计划就能独立地发展壮大，比如，日本的索尼、本田以及中国台湾的宏碁、HTC就属于这类企业。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实行的优胜劣汰机制，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往往是具备独立发展能力的企业。
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府多次组织本经济体的企业同外国企业进行“集体谈判”，帮助它们购买外国的技术，政府通常会拿本国市场准入权做交换，促使外国企业免费或低价转移其先进技术。
日本通商产业省企业局局长佐桥滋（Sahashi Shigeru）8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干预行为：他告诉IBM公司说必须特许日本企业使用其技术，而且特许权使用费最高不能超过日本企业使用转让技术实现的净销售额的5% ，不然就会阻挠“蓝色巨人”（IBM公司）在日本的业务。由于 IBM 很想进入日本市场，就答应了。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有关产业和外贸的关键决策权都集中在一个政府机构手中，这样有利于政府机构加强对国内制造企业的支持。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讲的全是政府机构在日本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而且这本书是在论述东北亚产业发展方面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政府机构产生的作用最终取决于其是否引入了出口纪律和竞争机制这两个基本制度，也就是说，是否能强迫企业家为了增加出口而从事生产，然后淘汰业绩不够好的企业，并整合优势企业。只有实行了好的政策，政府机构才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各种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政府必须逼迫最有实力、最有才能的企业家去增加出口。
对于听惯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人而言，可能非常习惯自由市场的理念，认为市场就应该为所有参与者创造共赢的结果，而那种保护当地工业、强迫企业出口的政策可能听起来更像是犯罪。
在富裕国家，我们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导就是要相信财富是竞争的结果。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每一个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取得成功的社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都实行过保护主义政策。
除了中国香港、新加坡之类的离岸金融中心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依靠自由贸易政策跻身一流经济体之列的。
早在16世纪的时候，英国的都铎王朝就率先通过保护政策与补贴政策促进工业化，从而开了世界先河。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毛纺织业，羊毛出口以及服装进口都要交税。
美国独立后，南方种植园主倾向于出口经济作物，进口工业制成品，反对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联邦政府最终通过战争回击了种植园主的反对，于是从开国元勋及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产业保护政策与高关税政策才得以延续到20世纪初期。
欧美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实行的保护政策：
- 通过关税机制限制进口；
- 控制贸易权
- 政府为工业/深加工品的出口提供补贴；
- 通过税收和配额限制原材料的出口；
- 国家修建运河/铁路等基础设施支持出口；
- 国家出面帮助企业获取外国技术；
- 国家为企业购买原材料提供补贴；
- 国家建立质量管控体系打造品牌与商誉；
- 集中援助垄断类企业，并参与国际竞争；
总而言之，贸易保护政策往往是富裕国家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入场券”。历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具有相当大的共识，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则不大可能承认保护主义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前提条件，原因在于保护主义会涉及一些临时性的利弊权衡，而经济学家们无法对此做出清楚的解释。
但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实行保护政策能为企业学习具有战略意义的知识、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虽然会给整个经济体带来一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是暂时的。
在企业成熟之后，如果政府继续进行太多干预，或者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措施，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今天，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出现了低增长、技术进步停滞的问题，就是政府过度干预或政策失误导致的结果。
德国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历程为明治时代的日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先例。从日本开始，一些关于工业政策的思想逐渐传播给了韩国与中国台湾这两个日本的殖民地，并传播到了中国大陆。
当时，国际社会为了帮助新独立的国家而建立了一系列国际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对于如何实现发展，这些机构提出了一套新的、“经过验证”的思路。起初，这些思路都是根据已经实现富裕的国家的发展经历总结出来的，还算合理。然而，到后来这些国际机构提出的发展建议则大多是一些比较抽象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赖以建立的前提原本就是一种错误的信念，即所有经济体，无论其实际发展水平如何，都可以采用相似的发展规则。最后，很多新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忽视历史的教训，接受了这些国际机构提出的所谓经济科学的准则，以至于造成了一些不容乐观的发展结果。
金井延（Kanai Noboru）曾在19世纪80年代赴德国留学，其老师几乎囊括了历史学派所有的关键学者，包括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von Schmoller）和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后来他返回日本，执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培养了一代日本高官，该大学一时间成为日本的精英大学和政府官员的摇篮，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而且当时该大学还聘请了几位重要的德国学者担任教职，并为日本政府提供咨询。
经济史学家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指出，“固定观念”在日语中暗含着所有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最终都会“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这明显体现了历史学派的主张。
随说：什么事历史学派
日本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效仿或剽窃德、英等西方国家的技术。
普鲁士人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购买并仿造了英国的机械，还物色了一批英国工程师为普鲁士工作（当时英国的刑事法律是禁止这种做法的）。
明治维新拉开帷幕之后的10年间，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多达400人，后来这个数字攀升到了数千人。
随说：或许这才是人才引进的目的？
1843年，英国彻底废除了限制制造机械出口的法律条文，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与城市行会也开始取消类似的限制措施，因此促进了先进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日本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要远远低于之前欧洲大陆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
事实上，这些仿造品的主要消费者通常是手头拮据的农村人口，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日本的农村市场发挥着关键作用。
随说：从模仿到超越，下沉市场托底
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把大多数试点工厂低价卖给了私营企业家，这些工厂所在的业务领域涉及采矿、棉纺织、羊毛线生产、缫丝、造船、平板玻璃与水泥。之后，很多工厂的赢利能力都大为提升。
1870年，岩崎弥太郎创立三菱集团时，日本免费为其提供了政府船只以及大量的补贴，直到其实力大到足以打破西方对日本船运业的压制为止。
如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样，日本最初也是从发展纺织业开始着手的，因为纺织业的资本密集度相对较低，而且市场空间广阔。
涩泽荣一紧接着又说服政府取消对原棉的进口关税，推动日本采用德国的生产技术去加工进口的原材料。他发现，对于大规模棉纺织工厂而言，最理想的状况就是一方面享受着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可以不用缴纳关税的情况下从世界市场上进口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原材料。
到1914年，各类纺织品占据日本出口总额的60%，日本长期以来的贸易赤字也随之结束了。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扰乱了欧洲各国的工业生产，日本趁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际抢占了东亚地区各殖民地的市场，大力销售各类基本商品，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罐装食品等。日本的出口贸易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期。
虽然日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其发展模式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德国曾经遇到过的，即日本那些规模最大的企业总是想方设法地逃避出口，把出口留给较小的企业去做。
这种局面到1903年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了，严重阻碍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德国政府便开始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包括400个大集团和12 000个工厂。调查者严厉批评原材料生产企业剥削国内企业。政府意识到需要把过剩的产出销售到海外市场，以充分利用本国产能，为德国人创造就业机遇。
20世纪50年代，通产省的官员对世界先进技术进行了系统性的调研，为日本打造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奠定了基础。他们循序渐进地进行了多个产业的布局，包括钢铁业、船运业、化肥业、合成纤维纺织业、塑料业、石油化工业、汽车制造业以及电子工业。
实际上，日本只是重新发掘了古老的思想，并继承了德国对这种思想做出的改进。
正是在此期间，朴正熙目睹了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开展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日本与欧美殖民者之间的一个差异在于，欧美殖民者不会在殖民地兴建大中型工业企业，即便最基本的工业品也是由本国供给的，但日本却在殖民地大力发展制造业，兴建了大批工厂，结果为殖民地独立后开展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先例。
他还是一位业余的历史学家，读了很多关于前苏联发展历程的书籍，而且密切关注着德国在“二战”结束后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他还非常熟悉中国孙中山、土耳其凯末尔以及埃及纳赛尔的故事，也非常了解这些伟人为了培育大规模现代工业而付出的努力。
20世纪40年代，朴正熙曾经参加过韩国军队系统中的共产主义组织，所以他掌权后，美国人有点紧张，担心他仍然是一个潜藏着的共产主义分子。但他强调说，韩国将会像日本那样采取“国家负责制订经济发展规划、私营部门充当投资主体”的工业政策。
朴正熙了解历史，他的著作表明他还对韩国基本的经济状况和资源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他是一位见多识广的农民。但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政治寡头一样，朴正熙起初也没有领悟到出口补贴的作用。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出口带来的力量。
韩国商品出口额在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20倍左右，到1970年增加到了8.36亿美元，朴正熙给出口业绩出众的企业家颁发了大量的生产许可证，提供了非常高的信贷额度，为他们发展工业、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机会。现代、大宇、三星等韩国财阀的企业集团就是在这种扶持下成长起来的。
在发展历程中，韩国官员一直坚持阅读国际学者关于经济发展的著述，但他们读的不是美国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著作，也不是亚当·斯密那些倡导建立自由市场的著作，而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
随说：领导人也需要学习呀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工业化之路不同于日、韩两国，原因在于公有制在这些经济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也非常重视公有制，公有制之所以能在两地同时发挥巨大作用，共同的原因在于从1911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给中国大陆与台湾留下了共同的遗产，孙中山对私有制怀有持久的反感，苏联在1927年之前一直对中华民国政府产生着重要影响（1927年，蒋介石与苏共及中共决裂），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又受到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一切都意味着在1949年之前中国肯定会把公有制奉为圭臬。
在中华民国时期，资源委员会的职员们以其较强的能力和专业水平享有一定的良好声誉。大多数人在1949年之后都留在了中国大陆工作，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管了原有的国有企业，而且有很多人继续在毛泽东建立的国家规划机构工作。1953年，中国大陆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虽然很多曾经为国民党工作的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到了迫害，但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确实施了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资源委员会曾经筹划过的建设项目。
台湾当局于1973年设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并于1974年在工业技术研究院设立了电子工业研究所，以便获取外国技术，承担当局资助的研发项目，并选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公司利用研究成果生产新产品。
台湾地区的出口纪律显然是非常有效的。1952年，台湾的出口额只相当于生产总值的9%，到1979年，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了50% 。一项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出口增长非常快，以至于制造业近70%的产品是用于出口的。
然而，经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台湾地区的出口经济也存在一些结构性弱点，这一点与19世纪的德国和“二战”之前的日本相似。
随说：大企业不愿意出口
虽然一提到公有制，西方经常会将其和业绩不佳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也并非总是如此。
随说：主要是缺乏管制和竞争
台湾地区之所以没有像那些最富裕国家一样从事利润率最高的自有品牌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其经济结构方面的缺陷。
随说：发展期没有补贴，进步慢；电信技术依赖合资企业，创新不够。
虽然台湾地区的工业政策存在一些相对不足之处，但无可置疑的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发展方面都是成功的案例。这几个经济体都先后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出口纪律，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出口市场。
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估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出口商品中绝大多数都是先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只有晶体管收音机和照相机没有事先经过国内市场的检验。
如果传统经济（即农业经济）的产出没有大幅提升，那么现代工业的产品就几乎找不到任何国内市场。
农业 富余 廉价防造品 升级 国际竞争力
日本重用的人才大多数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通识型人才，其政府官员划分为管理型官员和技术型官员，而前者的地位往往高于后者。20世纪60年代，虽然日本通产省的权力达到了巅峰，但其高级成员中，只有两个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通识型人才占据绝大多数。
而台湾的情况则不一样，因为台湾工业政策的缔造者不是日本那种通识型的管理者，而是以工程师为主。台湾的历届“经济部长”中，大多数人在职业生涯早期都曾供职于资源委员会，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拥有工学学位或理学学位。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朴正熙在利率和进口管制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大部分让步都只是表面的，只是为了减轻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出口额开始逐步攀升，朴正熙政权以越来越自信的心态拒绝了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要求。
与东南亚国家不同的是，东北亚国家能够有效地利用美国提供的援助资金改善本国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东南亚一些新独立的国家没有认真思考如何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后来却非常突然地接受了大力提倡效率准则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忽视了土地改革以及农业发展，为工业化进程制造了持久的障碍。
日本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探索本国发展之路的过程虽然比较艰难，但没有必要非得依靠其他人的建议，它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睁开眼睛观察外部世界，并探索出真正的发展良方。
随说：睁眼看世界
但1961年朴正熙政变后，新政权开始大力实行出口纪律，淘汰业绩不佳的企业。韩国那些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局面，朴正熙政府无情地淘汰了落后企业，鼓励大企业开拓出口市场，迅速扭转了这一局面，结果韩国出现了一批以现代集团、三星集团为代表的世界知名大型制造企业。
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最基本前提：实行出口纪律、惩罚失败企业。
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制造钢铁的效率很高，就意味着它制造其他产品的效率也会很高。朴正熙似乎深谙这一点，他为了勉励韩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厂——浦项制铁，为其亲笔题写了“钢铁国力”四个大字，意即“钢铁是国力”，这四个字挂在了浦项制铁总部的墙上。
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除了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要考虑需要制造什么产品、购买什么技术、投入多少资本之外，无一例外地都建立了自己的钢铁厂。
正是由于汽车行业对营销环节具有很高的要求，需要生产企业具有高度灵活性，能够迅速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所以特别适合私营企业家去做，对国家而言，最有效的角色不是在各个环节中完全取代私营企业家，而是根据既定的发展目标引导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进入这个行业。
汽车行业是竞争非常残酷的行业，也是具有高度周期性的行业，必须迫使企业家们拓展出口贸易，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马来西亚也有一些成功的私营企业家，但马来西亚政府没有逼迫他们发展出口贸易，而且允许他们继续在受到政府保护的非制造业务（比如移动通信服务业、电力行业）缔造自己的商业帝国。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即便到了今天，马来西亚的汽车工业等大规模制造业仍然是令马来西亚政府头疼不已的累赘，从事这些业务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而私有企业则主要集中在非制造类业务。
政府可以绕开私营部门，亲自经营各行各业。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方法是不值得推荐的。相反，政府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力，尤其是控制国有资产、商业许可、银行信贷以及稀缺外汇的权力，引导企业做一些产业发展所需的事情。这样做的话，政府对企业家的看法必须现实一点，不能对其道德水准抱有幻想。不要指望着他们会自愿地走向道德高地，而是要接受他们唯利是图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利用他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愿望来引导和控制他们。
因此，国家的经济发展完全是一项政治事业。如果政府允许企业使用政府控制的公共资源谋求私利，而这些企业却没有为落实国家的发展目标做出什么贡献，那么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政治渎职”。
因为企业家没有实力，而政府又不加以扶持，你如何才能让企业家们做一些符合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事情呢？朴正熙扶持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企业家，但从来不相信他们，如果朴正熙在世的话，对于前面这个问题，他肯定会这样回答：根本做不到。在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给企业家提供一些优惠待遇，以此为诱饵来引导并控制私营企业家。
权力巨大的总统经济秘书室（Economic Secretariat）也位于青瓦台。当年，朴正熙成立总统经济秘书室，就是为了亲自监督每天的经济事务，并在必要时掌控经济企划事务。
除了去市区之外的时间里，他都在竭力缔造一种有利于实现其产业目标的官商关系，比如，他会定期召见主流的企业家到青瓦台汇报他们的活动。一些最成功的企业家，比如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每周都会受到朴正熙的接见。
无论政治风向如何改变，郑周永都能发现可以赚钱的领域。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床锻炼、开会、给经理们打电话，然后在6点钟吃早饭，即便在饭桌上他还不忘教育全家老小勤俭创业。他还有专横独裁的一面，有时候会掌掴或拳打下属。他情妇众多：他公开承认的8个儿子中有一些并非是他妻子亲生的，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子女。
但朴正熙却把西大门刑务所用作关押拒绝落实其国家发展规划的商人。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独裁者都只是关押政治上的异见人士，但朴正熙连商人也不放过。
如同建造青瓦台的日本人一样，韩国人也非常喜欢青色，在整个韩国，人们在修建住宅和低矮的厂房时，无论是采用普通的瓦片，还是采用波纹状的塑料板或钢板，顶部都是青色的。
在20世纪60年代，浦项还只是一个有着6.7万名居民的农业城市。今天的浦项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浦项制铁是世界上第三大钢铁厂，也是最赢利的钢铁厂之一。
铁矿石从厂区的一端进入加工流程，只要13个小时，就能到达另一端，成为制成品。浦项制铁每年生产的产品多达1 600万吨。浦项制铁后来在200公里之外的光阳市修建了一个新钢铁厂，每年可以生产1 900万吨钢，而一个完整的生产流程只需要7个小时。
在浦项，工人们采用轮班制，24小时工作，这样一来，韩国每吨钢铁产能的建造成本只有巴西的1/4。
浦项制铁生产1吨钢铁所需的雇员工时数从1975年的33个小时降低到了1984年的10个小时（1984年日本为6.5小时）。由于生产规模非常大，浦项制铁具备充足的资源去循序渐进地进行技术创新。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韩国政府逐步取消了对浦项制铁的补贴，现在该公司已经完全私营化了，而且再也不需要其他人施以援手了。近年来，它的净利润一直维持在销售额的15%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比例。
浦项分阶段建设，按链路尽快投产，过程中不相信任何人，要求对方进行方案评估与建议。
今天，浦项制铁正与中国的宝钢争夺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的地位，而全球第一大钢铁企业则是安赛乐米塔尔集团。
边实践边学习
基于工厂的学习与基于学校的学习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一点在现代集团位于蔚山的制造企业体现得尤为明显。
我入住的是现代宾馆，旁边就是现代百货商店，对面是现代重工集团，即郑周永的船厂，其规模之大，堪称世界之最。从我的房间里，可以看到现代重工的很多巨型起重机。不远的地方就是现代汽车集团的厂区。
韩国在1967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又要求本国汽车制造企业将汽车的国产化率，也就是本土制造的零部件的价值在整车价值中所占的比重，由20%提高到60%。
1973年，随着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重化工业的投资，韩国政府又鼓励本国企业把汽车的国产化率提高到100%。最后，到1979年，韩国政府又出台了一个促进机械出口的国家政策，把汽车工业作为出口贸易的关键增长点。
但在正式投产之前，他不敢向他聘请的那些外国技术顾问承认曾经做出过这样一个承诺，以防止这些外国人因担心现代汽车集团成为本国的竞争对手而终止对现代汽车集团的技术援助。
韩国汽车工业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很多挫折与艰辛，但韩国政府及其控制的银行体系一直支持者本国的汽车制造商。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艰苦奋斗的过程。现代汽车集团直到1991年，也就是建厂24年之后，才生产出了第一台真正由内部独立设计建造的发动机，即Alpha型发动机。
为了进入法国市场，韩国政府就告诉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法国政府，如果法国政府购买韩国汽车，那么法国的火车制造商就更有机会成为京釜铁路的高速火车供应商，法国政府权衡了一下本国火车制造商与汽车制造商的利益得失之后，决定支持火车制造商的利益，最后，巴黎方面提出每年从韩国进口2万辆汽车。
现代汽车集团在汽车制造领域大获成功背后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在于，它在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之后，经过不断的学习掌握了自主研发能力，而没有形成对外国跨国企业的依赖。
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合资企业很容易就能依靠外国合作伙伴获得技术，而无须投入巨额资金去做研发，这种日子的确很舒服，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厂商就形成了对外国企业的技术依赖，这种依赖是难以打破的。
从现代汽车集团的角度来讲，该公司是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最好是通过学习借鉴外国技术的方式来独立自主地研发新技术，而不能依靠合资企业来获取合作伙伴的先进技术。
双龙汽车集团最初被改组，并入了大宇汽车集团，后来又被中国国有汽车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收购。三星集团则集中发展电子产品业务。
丰田汽车公司用了36年的时间才使其汽车销量突破1 000万辆，而现代汽车集团只用了28年的时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而且现代汽车集团所在的韩国比日本穷得多，韩国人口只有日本人口的1/3。
如果一个国家出台了正确的政策，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就会具有更多的机遇，经济发展速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其中最为发人深省的是，马哈蒂尔没有发现对本国企业实行出口纪律的必要性，他访问东北亚期间，接待他的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有向他解释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即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必须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为本国工业积蓄力量创造空间，相反，他们反复向马哈蒂尔阐述全球化时代下经济政策必须奉行开放原则。它们的自身利益是向马来西亚之类的国家销售工厂、建筑服务等交钥匙工程。
马来西亚马哈蒂尔错过了《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也错过了朴正熙论述韩国发展政策的书，却不合时宜地看了《无国界的世界》(吹鼓全球化)，并不适合当时薄弱的马来西亚，他应该学习出口纪律，给适当补贴。
随说：你去学别人，别人不一定全教你
马哈蒂尔在决策过程中非但没有考虑企业的出口业绩，反而一味地盲从于自己的主观判断，对于自己的亲信，他深信不疑。
马哈蒂尔第二个有悖于韩国经验的做法在于，他很少让私营经济去引领其工业投资，没有形成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互竞争的局面。他宁愿把国有企业作为自己的唯一投资对象，也不愿意把机会给私营企业。
成功实现工业发展的国家都是通过竞争机制遴选强者的，马来西亚本来也应该在市场竞争中淘汰劣者，但马哈蒂尔却直接扶植国有企业，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机会均等行动计划给马哈蒂尔的工业化计划带来了最残酷的讽刺。他让那些丝毫没有企业管理经验的马来土著（通常是公务员）去经营本该获得全球竞争力的工业企业，而一味排斥那些已经得到市场检验的、经验丰富的华人和泰米尔人私营企业家。
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而言，要想在技术的阶梯上步步高升，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李斯特推荐的实施严格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
即马哈蒂尔没有逼迫马来西亚民营企业家为自己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是东南亚常见的一个败笔。
在过去30年间，杨氏家族建立的杨忠礼集团（YTL）构建了规模庞大、利润丰厚的投资业务网络，但从促进马来西亚技术学习的角度来看，这些业务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
林梧桐和郑周永二人几乎没有接受过超出中学水平的教育，但计算能力都不错，而且二人都不大愿意征求下属的建议，但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讨好或行贿政客们。
这就是马来西亚，哪里赢利多，企业就可以根据自身赢利需要加以选择，而无须考虑国家长远发展需要，他从来没有被逼着出口建筑服务，也没有被逼着进入制造业。
那新能源，这么多家，哪家最后会破产呢？
相反，当郑周永在朴正熙的授意下开始在汽车制造业、造船业、半导体产业等领域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之际，林梧桐却利用他的资源开设了大型赌场。
浦项制铁厂建设方案，浦项制铁厂和韩国政府雇用了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去加以审查，同时又雇用一位旅居日本的韩裔钢铁专家去审视澳大利亚人的建议，最终敲定了一个最佳方案。马哈蒂尔及其“执行与协调小组”都没有采取过这样的防范措施。他们全盘接受了日本人的建议，包括生产“直接还原铁”（DRI）的建议。
整个事件给人们的教训就是，由于没有国际市场反馈回来的商业信息，即便是马来西亚最有远见的领导人也会做出一连串灾难性的决策。
柏华惹钢铁厂的失败导致马哈蒂尔生产高级钢材的愿望落空，进而挫败了他发展高附加值制造业的雄心壮志。在这些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汽车制造业，由于本国生产的钢板达不到制造汽车的标准，马来西亚不得不继续进口钢板。
宝腾–三菱合资企业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为我们揭示了为什么世界各地雄心勃勃的汽车厂商无法通过同跨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的办法来学习先进技术。双方的利益必然存在冲突。
马哈蒂尔声称他的工业政策效仿了日本和韩国的工业政策，但实际上它的所作所为更加类似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
随说：进口代替工业化
如同任何形式的教育一样，学习技术也需要付出很长的时间，学习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正如现代汽车集团一位质量控制经理所说的那样，技术进步的秘诀就在于“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复同样的错误”。
随说：不重复同样的错误
但马哈蒂尔的主要责任是没有执行出口纪律，没有让私营部门充分参与市场竞争，这样一来，他就无法通过优胜劣汰的办法淘汰劣者，整合强者。
然而，从明治时代到“二战”后的工业化历程中，日本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了更大程度的共识性与民主性，劳资关系的对抗性趋于弱化，劳资双方开始合作，社会关系趋于成熟稳定。
不幸的是，他采取的工业化政策与马哈蒂尔的政策存在同样的缺陷，225既没有实行出口纪律，也几乎没有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因此，就像马来西亚的情况那样，印度尼西亚的企业面临的压力很小，攀登技术阶梯的动力不足。
他回忆说，在理想主义弥漫的年轻时代，他曾经规劝他的父亲和其他股东效仿现代汽车集团通过请求、借鉴、剽窃等手段从三菱等公司获取先进技术的先例，开发出一款真正属于印度尼西亚的汽车，这也正好符合政府政策对其家族企业的要求。
印度尼西亚工业化运动的主要设计师和推动者是一位曾经接受过德国教育的航空工程师——优素福·哈比比（Baharuddin Jusuf Habibie）。他曾经担任该国研究与技术部部长，在苏哈托时代曾出任副总统，1998年5月21日苏哈托辞职，之后哈比比出任印度尼西亚第三任总统。
然而，如同马来西亚一样，印度尼西亚的上游工业项目也失败了，以至于制造业中某些基本的投入要素都无法实现本土化生产，比如高级钢材。因此，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工业领域之间缺乏共同的基础产业做支撑，彼此的联系比较松散。
相比之下，韩国各个工业领域，从钢铁制造业到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业，再到后来的电子产业和半导体产业，彼此之间的连贯性比较显著。
随说：产业集群很重要
在泰国，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因此，在东南亚各国中，泰国可能是在这个政策上坚持得最久的一个国家。
曾几何时，菲律宾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今天由于缺乏技术，贫困率居高不下，已经彻底沦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三流国家。
与许多经济学家的主张相反的是，只要在实行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同时实行出口纪律，寻租行为和权贵资本主义并不一定会妨碍工业政策的落实。
“宏观经济稳定”理论就是这种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力宣扬该理论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其前提条件是低负债、低赤字和低通胀。这些因素的确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期待，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因素能决定工业化进程的结果。如果我们牢记工业化的目标是学习先进技术，形成自主创新能力，那么即便出现了负债、赤字和通胀，也是合理的。
在发展中国家，要评判债务、赤字和通胀是否合理，关键是看该国是否实现了技术进步。
随说：后续能赚回来就行
菲律宾的马科斯和韩国的朴正熙、童大焕一样借外债、印钞票，但不同的是，韩国人把资金用于提高本国技术水平，而马科斯则像赌场里的醉汉一样把大部分资金挥霍掉了。
在发达国家，有大量证据表明，私营企业的运营成本往往低于公有企业，但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还处在技术学习阶段时，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优劣对比就不同了，因为公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容易吸收先进技术并实现技术进步。当国家的监管能力薄弱时，有时候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实现工业化目标可能更为容易。
随说：为什么？更好操作？
当今中国对公有企业的依赖性远远超过了在其之前的任何发展中国家。这并不表明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这只能表明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究竟是采取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许并没有别人告诉他们的那么重要。
随说：重要的是技术、国际竞争力、出口纪律
与此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组织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放松金融管制，实行开放政策，以便稳步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然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成功实现工业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个国家或地区在关键的决策关头都加强了监管措施，并实行了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新兴的产业。
随说：国际组织也屁股决定脑袋
中国虽然早在2001年就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目前似乎也走上了保护主义的道路，只不过不是通过关税壁垒。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一些具有历史眼光的经济学家最大的担心（但很少讲出来）就是，在过去只要一个国家的工业政策取得了成功，往往会出现长期性的贸易盈余，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损害全球的经济发展。
在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头70年的美国以及从20世纪晚期到今天的德国和日本，在成为工业强国后，都出现了长期性的巨额贸易盈余和经常账目盈余。很多人怀疑中国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
随说：什么是贸易盈余？
掠夺性的贸易盈余和经常账目盈余只是一些国家在制造业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做出的政治选择。维持贸易盈余的手段通常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过久地维持贸易管制政策或者严格压制国内消费，促使进口消费品的数量大幅减少。
随说：盈余就意味着只赚不花？
今天，很多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试图以史为鉴，想要剥夺发展中国家实施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权利，但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逻辑的。贫穷国家要想发展好自己，必须采用富裕国家曾经采用过的经济发展措施。
如果说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政策、国内竞争和优胜劣汰是实现工业发展的灵丹妙药，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灵丹妙药的效力具有短暂性。暂且不提巨额贸易盈余容易引发世界经济失衡这个全球性的问题，一些贫穷国家利用幼稚工业保护政策跻身富裕国家行列之后，发现这一政策会催生出很多富裕国家特有的国内问题。
2010年，我曾经开着车在日本四处转了转，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禁多次问自己，当年世界为什么会担心日本的经济霸权呢？为什么会揣测说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呢？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虽然日本的制造业政策非常有效，培育出了一大批世界级的跨国企业，而且其中大多数企业现在仍然蓬勃发展，但日本广大的小型制造企业以及服务产业却比较落后。
日本大规模制造业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导致日本成为了世界上产业结构失衡情况最严重的富裕国家。
另一方面，关于日本落后的服务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的批发贸易规模是其零售贸易规模的4倍，而在美国则是1~2倍，由于日本的批发贸易效率极低，日本企业可以通过一次又一次地提高价格来压榨消费者。
在这本书《太阳也西沉》中，艾默特对日本传奇式的白领一族的低效率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如果这些白领们加班，往往都是因为他们渴望获得加班补贴，或者迫于来自同事的压力与自己的惯性而不得不加班。
如同韩国的大企业一样，日本通产省培育起来的那些大企业也会利用自己规模较大的优势去挤压那些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供应商的利润空间，或者索性把它们兼并掉。大企业恃强凌弱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
当大城市以外的房价也开始暴跌时，日本社会的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状况达到了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严重程度，而且日本经济也停止了增长步伐。
那些曾经用辛勤的汗水推动日本工业进步的年轻人已经变老，而且他们那一代人的子女数量比上一代人的子女数量少得多，而且他们的寿命更长了，退休之后只消耗现有储蓄，而不再创造储蓄（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负储蓄”现象）。
随说：人口老龄化
日本的经历给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应该在什么时间节点上放弃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呢？放弃之后应该过渡到哪种政策呢？显然，日本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推动本国农业从注重产量向注重利润过渡，而且几乎完全忽略了服务业。
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高达20 600美元，是1997年的两倍。韩国股市也受益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管理体系，成为亚洲地区的佼佼者。韩国消费者终于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消费品价格较低，服务较好，而且有能力去国外度假了。
印度的确造就了一批世界一流的大企业，比如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等，但自从印度在1991年启动改革日程的20年来，虽然人口总量达到了12亿，但只有300万人从事信息技术服务业，还不到劳动力总量的1%。
随说：这条路没法替代农业
从事服务行业的企业家、经理人和技术员虽然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之类的精英大学，并且管理着印孚瑟斯和塔塔之类的大企业，但他们创造的就业机会并不多。
无论是班加罗尔的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还是孟买的金融服务企业，都无法推动印度这个国家取得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那样的发展成就。在同样的时间内，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达到上述这些经济体的水平，有些专家把印度的经济发展比作上述经济体的发展，其实是很不明智的。
如果政府真的想实现基础稳固的经济发展，就会继续吸引国内企业家进入制造业，并制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业产品。为此，政府必须对企业提供补贴和保护，但前提是必须一直实行竞争机制，而且要评判企业在竞争中的表现
我的观点是大公司比大国更重要，很多人口少的小国家，比如比利时和瑞典，都因为本国拥有一两个大企业而成为了富裕国家，但几乎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小企业成为富裕国家。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很多一流的企业家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而变成了垄断市场的寡头，东南亚、俄罗斯和拉丁美洲都出现了这类情况。
即使是那些得到有效约束、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东北亚企业家，也在试图挣脱国家的约束。这些企业家拿到了政府的补贴来发展企业，一旦企业具备了全球竞争力，他们就会积极地为自由市场摇旗呐喊。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政府培育的大型企业都曾为积极游说政府放松经济管制。借用李斯特的话说就是，他们很快就踢开了向上爬升的阶梯。
从发展阶段来看，只有少数一些国家可以算作“成人”，许多国家只能算是“儿童”。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美国算是年龄最大的“成人”了。它在东亚各经济体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在东北亚，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是一个理想化的负责任的成年人，不仅支持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还容忍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昔日的“儿童”已经长成“大人”了，美国就告诉它们不要继续过寄生虫般的生活了，提醒它们放弃原来的环境，过渡到新环境。
证明交换经济是连贯的和稳定的，并不能证明带有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经济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随说：来自《稳定不稳定的经济》
农业政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十分重要，是因为家庭农业模式可以迅速提高农业经济的产出。制造业政策也十分重要，因为幼稚工业保护政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向附加值更高的活动。除了这两类政策之外，金融政策也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引导一个国家有限的金融资源去扶持农业、制造业的发展。
事实上，东北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实现空前快速的经济发展，正是因为它们把金融业的政策目标同农业、制造业的政策目标紧密协调了起来，以农业为基础，以制造业为支柱，同时动用金融资源扶持农业和制造业。
在工业方面，东北亚地区的政府部门意识到必须先扶持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等充分学好技术之后再考虑赢利问题。换句话讲，东北亚的政府为了让企业带来较高的长远收益，通常会接受工业投资短期收益偏低的事实，愿意利用短期的经济损失去构建长远的发展图景。
随说：要有长远的规划
因为消费信贷往往会给金融机构带来较高的收益，所以这类信贷是富裕国家金融体系的重点。但如果一个新兴的国家采取了这种以消费信贷为重点的金融政策，就很容易催生出银行业赢利居高不下、工业技术仍旧落后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模式。
在东亚地区，银行利润最高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无一不是十分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一个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并不适合推行自由主义改革，不适合放松金融监管，不能让银行自发地寻求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领域，最好还是对金融体系长期维持严格监管，使其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
这些投资银行从事的业务受到了政府的严格限制，比如国家出台法律，要求这些投资银行把更多贷款向大型企业集团和出口企业倾斜。直到国家领导下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效之后，德国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银行。
在19世纪后期，德国和美国最早意识到了节制消费、增加储蓄与投资的重要性，率先把储蓄与投资总额提高到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
在东南亚，大量资金遭到了浪费，根源主要有以下三个：土地改革低效、工业政策缺乏竞争机制和出口纪律以及消费支出与经济发展完全无关（比如奢华房产、进口消费品等）。
但1997年却爆发了一场金融灾难，危害程度不亚于1982年重创拉美国家的那场金融危机。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并没有给东南亚国家带来更加合理的资本配置，却导致一些大企业家逐渐控制了私营银行，让这些私营银行变成了自己企业的信贷来源。
东南亚国家鼠目寸光的银行体系只想着通过投机活动实现自身私利最大化，而不考虑国家的发展大计，这与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银行私有化改革之后出现的状况如出一辙。
“华盛顿共识”？这是什么
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维持金融控制的关键手段往往都是实行资本管制政策，控制银行体系。之所以银行体系也包括在内，是因为各个银行必须对本国或本地区中央银行负责，接受中央银行的管理，政府控制起来比较容易，因此政府可以把银行体系作为提取应急基金和额外基金的来源，可以引导银行信贷更多地流向长期性的工业投资项目。
在东亚地区，有两个典型国家。一个是韩国，因为韩国曾经大借外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胀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频频发生，但这一切并没有损害韩国经济的发展。另一个是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没有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着本国外债，通胀率也比较低，结果也成了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
19世纪，日本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探索导致政府丧失了对本国金融体系的控制权，财阀，即大型的企业集团，控制了银行体系。这种金融体系的“沦陷”，再加上19世纪70年代日本土地改革的很多成果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范围呈现出了空前的狭隘性，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大大弱化，进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激发了农民阶层和士族阶层的不满情绪，为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尽管如此，与同时代的美国一样，日本仍然有大量小型的私营银行处于营业状态，在20世纪伊始大约有2 000家。正因为如此，财阀有机可乘，这些财阀进军银行业，控制了大量私营银行，使其成为低息贷款的稳定来源，为自己的活动提供资助。
在美国，小银行由于长期没有受到有效监管，终于在1907年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被称为“1907年大恐慌”。1927年，日本面临着一场更大规模的银行挤兑和倒闭风潮。由于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小银行身上，日本政府就通过了一个新的《银行业法案》，逼迫银行之间进行合并。
随说：早两年中国也有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由于日本财阀曾经与日本军方进行过密切合作，为军方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多重支持，被视为“侵略战争的经济基础”，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全面整肃了财阀家族用来控制银行的控股公司，实施了财阀解体计划，从而终结了财阀对银行业的控制，国家掌握了对本国银行的绝对控制权，彻底改变了日本的金融结构。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5年时间里，日本城市地区的房价翻了两番，股价翻了一番。14一场全国性的投机盛宴吞噬了整个国家在过去30年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
随说：不合适的阶段解除金融管制的后果
在长达30年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时期内，日本的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采取了过多的干预措施，集中利用各种资源实现国家整体性的发展目标，积累了巨额的社会资产。
因此，后来实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必然产生重大的财富放大效应，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资产价格注定会不断攀升。面对账面财富（paper wealth）如芝麻开花般地节节升高，日本人开始欣喜不已，开始飘飘然地认为本民族是与众不同的、高人一等的和更加优越的民族。为此，日本人甚至还用了“日本人论”（Nihonjinron）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优越感。
这种狂妄自大、自视甚高的思想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敌，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日本也不例外。结果，从1989年冬季开始，日本的泡沫开始破灭，日本的股票指数，即日经指数暴跌3/4，房地产价格重挫，消费者购买力大打折扣，后来，商品和服务价格也持续下降，日本出现了典型的通货紧缩，从1989年以来，日本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变化率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国内消费持续低迷。
另一方面，东南亚几个国家的政府表明，在没有正确的农业、制造业政策的前提下，任何形式的金融松动都会给本国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换句话讲，如果一个韩国银行的放贷对象是出口企业，则其从中央银行那里获得再贴现的额度是不受限制的（办理再贴现业务时，银行需出具出口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由外国客户开立的信用证）。除了鼓励出口企业之外，其他一些深受政府青睐的、经过政府批准的项目也能享受到无限的再贴现政策。
当然，通过增加银行的流动性，再贴现政策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通货膨胀。但韩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日本在1949年之前的那种高通胀，也没有出现过中国在1946年到1950年之间的那种超级通胀。
当然，通过增加银行的流动性，再贴现政策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通货膨胀。但韩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日本在1949年之前的那种高通胀，也没有出现过中国在1946年到1950年之间的那种超级通胀。到 1969 年这种汇率风险终于爆发了一场危机。
只要国家把金融体系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韩国这种金融管制手段就是成功的。但随着韩国企业并购愈演愈烈，企业集中程度远远超过了日本和中国台湾，财阀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大型企业集团，这就意味着这些规模庞大的借贷者再也不会畏惧放贷者了。
随说：翅膀硬了
在韩国最大的50家企业中，平均来讲，负债是其股权的5倍。因此，这些企业一旦倒下，必将拖垮整个银行体系，并对整个经济体产生重大冲击，由此一来，国家控制下的银行体系相当于遭到了这些财阀的绑架，再也无法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它们，只能任由财阀摆布，财阀要什么，银行就不得不给什么。
随说：大而不倒，系统性风险
财阀原本是一种引领技术进步的力量，却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肆意妄为的“经济恶霸”，它们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远不如以前那么显著。
20世纪80年代股票市场的快速发展非但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股东纪律，反而为财阀提供了一个额外的资金来源，因此进一步削弱了银行对大型企业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力。韩国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也进行了大量自由化改革。
1976年，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吸收的储蓄额在韩国储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只有25%，但到了1989年，这一比重却增加到了63%，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财阀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关系与财阀和银行的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很多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直接被财阀控制着，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
虽然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但韩国用于房地产投机等非生产性活动的信贷在信贷总额中的比例相对较小，所以该国才能够在1999年开始强劲复苏。如同以往应对危机的方式一样，韩国政府在这场危机袭来时也策划、主导了企业的兼并，淘汰了那些业绩不佳的公司。
台湾在农业方面做得不错，农户可以从农村贷款机构获得有力的信贷支持。但在制造业方面，台湾当局则比较失败，既没有逼迫大企业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也没有像战后的韩国和日本那样有效地扶持小企业发展壮大。
在台湾，即便具有战略意义的私营企业的项目也很难获得较长期的贷款。台湾当局没有像日本通产省和韩国经济企划院那样通过高度差异化的优惠信贷来实现某些特定的制造业发展目标。
台湾当局人为压低新台币汇率的政策与中国大陆当前的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新台币汇率长期偏低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台湾这个经济体比日本、韩国更加依赖由跨国企业经营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加工业。
然而，虽然新台币汇率长期偏低，但它仍然无力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出口商品的质量与附加值超过了台湾。在接下来的10年间，韩国的国民总收入也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台湾。
台湾地区与日本、韩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台湾放松金融管制之际，其内部主要企业还没有实现较高水平的技术进步，也没有摆脱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
一个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能否为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关键因素并不是谁控制着这个体系，也不是这个体系的具体运作方式是什么，而是它作用于哪一种企业环境，简单来讲，它所扶持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企业。
不幸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都被国际组织说服，开始采取金融自由化改革，放松了政府对金融的控制。这种改革就意味着国家越来越多地把金融体系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私营企业家，而私营企业家的自身利益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并不一致，因为它们没有受到出口纪律的压力，不愿意发展出口贸易，只愿意利用自身在国内市场上的寡头地位谋求暴利，这样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发展。
在我们研究的这些案例中，菲律宾最类似于盗贼统治的国家。早在1946年获得独立之前，菲律宾就形成了精英阶层掠夺金融体系的传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菲律宾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试验田，这两个机构把大量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和提高生产效率计划强加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付诸实践。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受这些机构的影响最大。这些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为菲律宾政府开出了对银行体系实行私有化改革的处方。
因此，菲律宾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最终原因不是关联方借款，而是没有对本国企业实行出口纪律，致使政府无法根据企业的出口信息来调整信贷流向，无法通过信贷优惠措施去激励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并提高工业技术。
由于菲律宾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解除了大多数的资本管制措施，所以，马科斯政府暂停偿还外债之后，加剧了资本外逃速度。在这种形势下，开动印钞机印刷更多的美元成了唯一的选择。
随说：菲律宾印刷美元？
1993年，菲律宾政府把中央银行120亿美元的债务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到了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上。最后这些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增发国债解决的。政府故意发行大面额债券，这样普通公民就无力购买，只有继续把自己的资金存在银行体系里，而实际储蓄利率往往是负利率，这样就相当于银行从公众手里免费借到了一大笔资金，然后把这笔钱投资到高收益国债中，正是通过这种途径，银行才算逐渐恢复了元气。
随说：真是牛，负利率也有人存款…
虽然菲律宾和韩国都曾经实行了扩张性金融政策，但到最后这些经济学家们预言的金融灾难没有在韩国发生，却在菲律宾成为了现实。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韩国政府利用银行信贷去确保本国技术的进步，而菲律宾疯狂的金融政策却没有支撑起推动本国制造技术进步的重担。
离岸金融中心往往会采取保守的货币制度和银行体制，因为这些特征是它们吸引资金的必要条件。
如同中国台湾的情况一样，马来西亚政府一直把金融体系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对于有效落实发展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除了控制着两家国有银行之外，马来西亚政府还运作着一个强制性质的中央养老基金以及其他几个自愿性质的储蓄基金，政府可以动用这些基金去实现发展目标。
马来西亚的央行原本非常有能力通过优惠信贷政策实行出口纪律，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没有给央行提供充分的政治引导，导致央行只是为商业银行的出口类贷款提供了象征性的再贴现。
政府放松金融管制之后，对银行而言，最简单、最有吸引力、贷款利率最高的领域就是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
用“癫狂”这个词来描述马来西亚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状况是最为恰当的。在1993年的那场牛市中，马来西亚股票市场上的总市值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4∶1，这一比率之高，堪称世界之最。仅1993年一年的交易量就超过了前10年的交易量总和，而且某些日期的单日交易量甚至把纽约证券交易所比了下去。
实际上，企业之所以热衷于上市，热衷于从股市上圈钱，一个原因在于从股民手中借钱，不像从银行家手里借钱那么烦琐。企业家们通常会采取“金字塔式股权结构”，即一种形状类似于金字塔的纵向多层级、多链条的所有权结构。
从发展角度来讲，股市投机活动本身并无法促进国家发展。实际上，不仅无法促进国家发展，股市的泛滥还会造成其他更加严重的结果，因为如同房地产市场一样，股市的发展会导致大批银行信贷流向股市，从而挤占工业信贷。
如同仇日情绪给韩国人注入了强大动力一样，马来西亚对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出去的新加坡也是一样，也充满了敌对情绪。
央行还对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维持着严格监管，并确保流入本国的外债都是长期债务，偿还期限比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债务长，因此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抵消货币贬值带来的影响。
相比之下，泰国政府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得意门生”，泰国在金融危机期间蒙受的损失比其他国家都严重恰恰是对这一点的最佳诠释。泰国还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
到20世纪80年代，泰国政府以及泰国央行招聘的经济学家中，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接受过美国的教育，而且非常热衷于倡导那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以放松监管为核心的金融政策，这就进一步导致泰国政府在放松金融监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泰国的金融体系在更大程度上遭到了私营企业家的操纵，因为泰国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扩张速度太快，规模太大，而这类机构恰恰是更加容易受到私营企业家操纵的，这就削弱了泰国央行的监管能力。
随着资产泡沫不断膨胀，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年度经常账目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8%，仅此一个信号就足以让外汇交易员做空自由流通的泰铢，而当时泰国政府的政策是保持泰铢与美元汇率的稳定。泰国政府动用其外汇储备来抵御市场变动的影响，但最终无功而返，到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终于允许泰铢汇率自由浮动。这个日期标志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正式开始。
《危险年代》电影
如同韩国的郑周永一样，林绍良也是非常节俭，即使生意做大之后有没有改变住所，而且他仍然决定住在老城区，那个城区在今天的人看来显然不具备时尚气息。林绍良认为这栋房子能给他带来好运。
林绍良的运气可以追溯到印度尼西亚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前期。从中国福建省移居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当时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商人。一天，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古突士镇的民族主义分子让他掩护一位名叫哈山·丁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领导人，哈山·丁在林家藏匿了一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事后他才知道，哈山·丁正是苏加诺的岳父。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很多军队中的人，当然也包括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苏加诺（当时苏加诺只是一个师的上校团长）。
随说：这真是运气
林绍良成了该国最重要的商人。他的很多利润都来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业务，比如香烟、面粉加工和建筑材料。
根据多名现任与前任银行董事所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央亚细亚银行将其贷款总额的60%都投给了林氏家族的企业，把30%投给了苏哈托家族的企业。
随说：能借到钱也就好发展咯
贫民区的拆迁清理工程是由郭说锋（Tommy Winata）的公司承包实施的，郭说锋是一位与印度尼西亚军方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家，人们普遍认为他控制了雅加达的很多赌博场所、色情场所和收保护费的组织。郭说锋和印度尼西亚军队养老基金成为这一大片土地的所有者。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一个大的企业集团都拥有一家或两家银行，私营银行首次占据了印度尼西亚银行体系的半壁江山。
然而，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出口收益都是由从事加工业务的跨国公司创造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具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完善的供应链，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企业纷纷被吸引到了中国。
政府必须利用自己掌握的金钱引诱和哄骗主流企业家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并开拓国际市场。
与东南亚地区形成惊人对比的是，在东北亚国家中，如果要获得银行贷款，必须先出示国外贸易伙伴开立的出口信用证，但在印度，仅凭某些官员的信函就能从银行获得贷款，作为所谓”进口货物”的预付款，而实际上借款人声称的订单可能子虚乌有，只是为了便于贷款而编造出来的一个借口。
在不成熟的东亚市场上，一个具有30年诈骗历史和管理不善历史的家族居然也能发售这类债券。那些轻信这类债券的买家大多数也是亚洲地区刚刚获得自由的银行。
随说：刚开始都不干净？
政府要把金融领域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很关键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利用金融政策来实现必要的农业目标，并促进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落实，在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中，出口业绩是衡量企业运营状况的基本标准。
然而，对于任何反思历史的人而言，一个最大的感悟就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阶段性的过程，为了应对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需要不断地做出政策调整。没有任何良方妙策可以一劳永逸地推动经济发展。
在经济结构方面，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我们揭示出三个基本的观点：第一，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模式被大规模地转变成以农业推广服务为支撑的家庭农业模式，它就能够以最快速度开发出该国农业的潜力；第二，国家要引导企业家实现国家制定的工业化目标，推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升级，这是迅速实现经济质变的必由之路；第三，必须让金融服务于上述两个目标，为了在技术学习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有时候可以暂时不考虑短期效率问题。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一个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对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热衷程度绝不亚于日本和韩国的政府。然而，两个不合理的发展思路长期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 只有大规模农业才会有高效率
- 计划经济体制没商品流通可发展工业，自给自足
到20世纪80年代，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给中国带来的结果就是低效的工业生产技术，包括水泥制造、玻璃制造、石油钻探、隧道建设等方面的技术。在这一政策的限制下，中国没有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品。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摒弃了上述两个错误的发展思路。
- 家庭联产承包制
- 恢复对外交流
中国政府没有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唯命是从地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的建议，中国没有过早地解除对经济的管制。中国的确同世界银行进行了密切合作，世界银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曾为中国的很多建设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既定的发展思路，没有采纳世界银行新自由派经济学家们建议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方案。
1978年之后，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而且在日本之后，成为了第二个让欧美国家刮目相看并惶恐不安的东亚国家。连续30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速维持在10%左右，这一速度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泰国经济增速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但持续时间更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些农民自己探索出来的，他们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第二年大获丰收，使之变成了既成事实，之后得到了开明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在其自传中曾经说道：“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1978年开始恢复家庭农业模式之后，中国甘蔗产量在1985年迅速增加了2.5倍。今天，每公顷土地的甘蔗产量大约是75吨，比菲律宾内格罗斯岛高出40%~50%。10中国蔗农合资购买或租赁土地深耕所需的大型拖拉机。政府负责确保垄断性的买家（即蔗糖加工厂）不会损害蔗农的生产积极性。
但有一种农产品的进口量大增。这种农产品就是大豆。2001年，中国累计进口大豆1 394万吨，进口金额约30亿美元，2010年则累计进口大豆5 480万吨，进口金额约25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的大豆生产（主产区是最北端的黑龙江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大型国营农场，而不是依赖家庭生产。
按照中国当前的发展程度和国民收入水平，全球生产稻米和小麦的大规模农场无法与中国家庭农场进行竞争。
然而，如果认为中国农民因为农业产出高增而过上了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生活，那就错了。家庭农业模式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刺激了农村地区对工业和服务业的需求，促进了农村地区制造类和服务类企业的发展，但农民在发展进程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中共的党员构成中，农民比重越来越小。中国在促进城乡平等上的工作力度逊于“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
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但国家财政政策也越来越偏向城市。从2001年开始，中国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而放弃了大部分农业保护措施。
到2003年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之际，农村地区的不稳定局面越来越严重。上任伊始，胡锦涛就呼吁建立和谐社会，这一呼吁的一个根本元素就是承诺弥合城乡差距。
从2006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禁止地方政府对农民征收苛重的税费，加大对农业投入要素的补贴，并实行农产品收购价格保护政策。
2008年，中国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启动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都投向了农业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修建了很多铁路、公路、学校和医院。
正是得益于这些改变，2006年到2011年这段时间可能是中国农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佳时期。
因为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恢复土地私有制，所以从来没有对农业用地的所有权归属进行重新设计，没有把分给农户的土地定性为私有财产，所有权仍然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是享有有限的使用权。
虽然中国法律明确规定涉及集体土地的决策必须征得每一个成员的同意，但在中国，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是两码事，制定好的法律不一定能得到执行。
21世纪初，中央政府削弱了地方政府通过直接对农民征税来筹集资金的能力，自此之后，地方政府征地的步伐日益加速。
中国的城乡差距不容乐观，有失公平，蚕食社会，但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这并不是最终的现象。农民奠定了经济腾飞的基础，而且继续支撑着中国的粮食需求。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对丧失粮食安全心存忧虑，存在这种忧虑是明智的。
中国可能会禁止把农业用地用于商业化农业，但除非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得以解决，不然地方政府肯定会继续通过财政政策去压榨农民，压榨给父母汇钱的农民子女。长期以来，中国农民承受了太多的苦难，遭到了太多的不公。
在毛泽东时代，农民遭遇了多次灾难，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农民又大幅提高了农业产出，将这个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救了回来。同时，这个时代的农村地区还孕育了当代中国一些最具竞争力的大企业，包括中国越野车制造商、当代汽车出口大户——长城汽车、汽车零部件的主流制造商——万向集团、顶尖的饮料制造商——娃哈哈集团，以及因注重环保而著称的空调制造商——远大集团。这些大企业最初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地区蓬勃兴起的。
说句公道的话，中国太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太多，中国政府不可能像中国台湾和韩国那样迅速地创造出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来安置他们。今后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会逐步萎缩，因此农村劳动力会有更大的工资议价能力。
后来，当农业欣欣向荣之际，中国农民本来也可以像拥有土地的韩国农民那样开上汽车去海滨度假，但中国的地方政府却开始收走农民的耕地，通过卖地生意来填补财政赤字，来满足农村干部贪婪的欲望，而无法为地方政府提供充足拨款的中央政府一边袖手旁观，一边责骂说地方政府的做法太无耻。现在，中国农民再一次被迫履行传统的职责，按中国话说，就是农民要再次“吃苦”了。
1997年，中国制定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因为大批国企倒闭，工人纷纷下岗，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据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下岗国企工人多达4 000万。
在产业链上游以及在关键产业上，朱镕基的经济决策团队创造了两个、三个或四个寡头式的企业，彼此相互竞争以争夺市场主导地位。在石油、天然气、石化、电力、通信、保险业以及银行业，少数大国企之间的竞争大大加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利润水平。少数几个大型国企实现了收益最大化。
2003年(朱镕基在任最后一年)设置的国资委职责之一就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组建一批实力雄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国企。该机构监管的央企数量一直下降，到2010年减少到了122个。虽然一些央企的子公司因为亏损而倒闭，但目前央企规模基本上都比之前扩大了很多。
国资委每三年同央企签署一次合约，明确了利润目标，央企领导者必须接受考核，评分体系满分为100分，其中70分是根据不同的赢利指标来评定的。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完全控制着上游生产活动与服务的企业，而且这些企业的赢利能力很强。在那些改革不太成功的国家，这类企业往往落入私营大亨的手中，这种情况与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是不一致的。
朱镕基的改革给中国的工业经济结构带来了三大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改革造就了一大批效率较高、赢利能力较强的国有企业集团，因为它们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是原材料的主要进口商和加工商，所以可以用来缓解国际市场价格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些上游企业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上游企业想挣脱它，但迄今收效甚微，最终，这些企业的经理们会被一个事实限制住，这个事实就是：他们是公仆。
第二个特色是，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政策重点支持少数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主要产品是生产资料，也就是被下游企业用来从事生产活动的产品，金属、机床都属于这类产品。然而，与台湾地区公有企业相比，大陆的国有企业总体上面临着更强烈的竞争和更严格的出口纪律。
第三个特色是，中国私营企业能获得一定的政策支持。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制造业，居于产业链下游，利润空间和现金流往往不足以支撑其集中精力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并成长为全球性的大企业。展望未来，私营企业的发展不足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中国实现整体经济抱负，是一个很重要，也很难回答的问题。
另一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私营企业被国有企业吞并，中国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经常会做出这种预测。
朱镕基改革之后，从事上游业务的企业为了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开展了激烈竞争。这些企业大多数都是国家控制的，依靠为中下游企业提供关键的原材料和服务来谋求巨额利润，这就导致这些企业变得很富有、很强大。
然而，国家实行的价格管制政策一直制约着这些国企，使其无法像19世纪德国的卡特尔或“二战”后的日本财阀那样利用自身的寡头地位实现利润最大化，到目前为止，这种制约仍然存在，所有具有关键意义的上游产业投入要素，比如精炼石油产品和电力，在定价问题上都要受到政府的管制。
政府允许这些国企长期获得丰厚的利润，但前提是这些企业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不能竭泽而渔式地谋求暴利。
举个例子，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上涨到了140美元一桶，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制造企业而要求中国油企承担某些精炼业务的亏损。
无论全球经济环境如何变化，中国政府都坚定不移地推进本国工业技术升级。这一点与我们在东北亚国家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虽然不同国家采取的政策工具不同，但其目标是一样的。
中国这些盘踞上游产业的国企的实力一直在稳步提高，所以政府是否能无限期地对这些企业维持密切监管，目前来看还不明确。韩国企业虽然从政府的慷慨帮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它们做大之后便同政府抗衡，希望摆脱政府的控制。目前，中国的上游企业虽然属于国有企业，但也开始挑战国家权力了。
2005年到2006年，世界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上涨到了历史新高，中国油企竭力抗拒国家的石油价格管制，故意减少油品供应量，造成全国性的油荒，以此给政府施压。最近，中国的电企也故意减少发电量，制造全国性的电荒，以抗议国家对电价的管制。政府都压制了这些抵抗行为。为了确保这些企业听命于自己，政府对这些企业实行了高管轮换制度，即中国组织部门所说的“人事调整”。
随说：正常人谁能想到这些人会对抗中央呢
中央政府仍然是国企的负责人和掌控者，但国企也在竭力提高自身实力。因为价格管制措施给它们带来了挫败，它们便越来越多地利用金钱和实力通过收购来获利，而不是通过竞争来获利。这一点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便是2009年山东钢铁收购日照钢铁，作为一个私营企业，日照钢铁受到了政府部门的巨大压力，山东钢铁当时是亏损经营，而日照钢铁则能赢利，但最后亏损企业吞并了赢利企业。日照钢铁的所有者、曾是中国第二富豪的杜双华坦言说政府不支持他，他无法独立经营。
中国工业政策面临的一个关键考验就是政府是否有能力从上游企业收取红利，然后用这些红利去资助制造企业。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政府扶持制造企业和多元经济的决心有多大。
华锐风电和金风科技是目前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风电技术设备研发和制造企业，其很大一部分股权都掌握在私人手中。
中国政府对制造企业实行出口纪律的最重要工具就是国家开发银行。该行是中国主要的政策性银行，也是该国效率最高的金融机构。
该行设立于1994年，是朱镕基财税改革的一部分。之所以被称作“政策性银行”，是因为其主要使命是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落实国家制定的农业和工业政策，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
中国出口的建筑设备中，50%左右出口到了亚洲国家，20%左右出口到了非洲国家，还有20%左右出口到了欧美国家。
从1997年开始，它们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下，开始进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2004年，国家开发银行授予华为公司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以支持华为在海外市场提供买方信贷，开拓国际市场。华为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的信贷支持比中国其他任何一家公司都多。
华为虽然没有上市，但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堪称中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它是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仅次于瑞典的爱立信公司（其差距并不大）。
与中国大部分中游制造企业相比，华为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华为对外宣称是全员持股的公司，而中兴公司的前身是中国航空航天部参与投资的一个企业。华为虽然说自己是全员持股，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有很多的传言说国有企业持有华为股份。
公有制企业最常见的缺陷就是它们缺乏在消费者市场上获取成功所需的敏感性与灵活性，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那些居于中游产业的、与国家有联系的企业在学习先进技术方面做得很成功，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可以预测的过程，而且它们的企业业务做得也很成功，但当它们的活动要求它们了解个体消费者的时候，其表现则逊色不少。
中国的很多私营车企则比较了解消费者需求，本来更有可能研发出自有品牌产品，但它们受到了很大限制，因为销售外国品牌汽车的合资车企控制住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最有可能成功的私营车企则是四轮驱动技术专家——长城汽车，部分原因在于国企与外企建立的合资企业并没有推出能够与之相竞争的同类产品，因此无法将其排挤出局。其他私营车企，比如吉利和奇瑞，则只有十分微薄的利润。
今天，华为的文化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企业对企业、企业对政府的文化，这一点对其打造顶尖手机厂商的努力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即便别国不援引“国家安全”问题，也可能会假借各类非关税壁垒来给中国企业的设备销售设置障碍。因为中国在国家采购过程中不会公开招标，而且没有签署《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讲，中国政府在这类事务中没有求偿权。
铁路机车领域行家、原铁道部高速办副主任周翊民发表了一番非同寻常的坦率评论，根据2011年6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新闻，周翊民指出，中国的高铁速度之所以比外国供应商的速度还快，是因为刘志军担任部长的铁道部降低了安全系数，对安全系数偏低的容忍度低于德国和日本的容忍度。周翊民还指出，中国的核心技术仍然是外国的，没有任何可以让列车提速的创新。44他发表完这番谈话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到2011年7月23日，浙江省就发生了造成40人死亡的动车相撞事故。
随说：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吗？
朱镕基改革之后，中国工业经济结构的最后一个特色就是私营企业获得的政策支持要少得多。
民营企业最常见的难处在于它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它们的利润微薄，信贷额度有限，不足以支持自己长期开展产品研发工作。现金约束的一个表现就是民营企业无法完整地控制一个产品的价值链，因此无法确立自己的定价权。
在很多台湾民营企业活跃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业务中，利润率最高的业务是曲线一端的品牌设计商、软件商和芯片制造商以及曲线另一端的大型零售商。
随说：宏碁创始人提出的“微笑曲线”
然而，为了与那些资金雄厚的国有合资车企相竞争，比亚迪不得不大幅降低价格，以至于几乎不存在什么利润。比亚迪由于资源不足，无法掌握全套造车技术，所以，像汽车底盘、动力传动系统等附加值最高的一些零部件都是从国际供应商那里购买的。
民营企业固然可以通过上市来筹集投资资本，但按照中国的情况来看，股市根本无法取代政府的政策扶持，无法取代银行的长期贷款，无法扶持企业取得长足的技术进步。
民营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获取的资金远远不足以支撑自己冲刺技术前沿，因为股市与企业之间存在“期待错配”的问题：企业的期待是获得长期资本来实现技术升级，而股市投资者的期待则是获得丰厚的短期收益。
总体来讲，中国制造业政策的基本点是很好的。中国政府不允许上游国有企业擅自提高矿产、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的价格，这样不至于妨碍中下游制造企业提高生产能力。很多和国家有关联的中游制造企业既能得到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扶持，又接受政府实施的出口纪律。中国官方的政策取向通常是非常审慎的，对于一个沿着由发达国家确定的技术路线图不断前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弥足珍贵。
中国的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分析，就是因为中国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受到原有经济体制的影响，导致新旧政策交叉并存，从而导致目前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缺乏连贯性。
如果中国国内出现金融危机，则其制造业政策可能会出现重大转向，很多新兴经济体都曾出现过这种情景。如果国家持股的公司（比如国企与外企建立的合资车企）没有度过危机而被卖给民营企业家，那么中国可能由此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阶段。
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被称为“四大行”。这四家银行控制着全国银行资产将近50%的份额。在确定优先贷款领域时，这些银行接受国家的指导。中央政府还批准设立了一大批规模较小的全国性、地方性的银行，这些银行控制着全国银行资产将近30%的份额，它们给“四大行”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压力。但这些银行也是政府控制的，也要接受政府的指导。
政策性银行对外贷款中的很大一部分直接流向了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企业。
一部分坏账是通过国家注资的形式直接注销的，还有一部分是银行通过存贷款利差获得的巨额收益偿还的，这一利差每年能给银行体系带来数百亿美元的利润。
日本、韩国的发展历程表明，控制存贷款利差等于政府给民众强行征收了一种隐性的个人所得税，不失为政府筹措资金的一个有效途径。
实行资本管制措施一方面可以防止国内资本为了寻求更高收益而离开中国，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国际资本随意进出中国（如果不对国际资本流动加以管制，政府引导金融体系服务本国发展的能力就会遭到削弱）。
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资本管制措施很显然存在一些漏洞，根据粗略的估计，每年未经事先批准而进出中国的资金数量大约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理方式总体来讲是有效的，政府控制住了本国金融体系，有效地利用本国金融体系去落实既定的发展政策。
中国可能也不例外。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能否在失去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权之前推动本国企业充分实现技术进步。
随说：银行、个人都想挣脱约束，看短期利益
首先，中国影子银行的数量越来越多，正规银行体系外的贷款规模也随之扩大。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富人阶层的崛起，由于正常情况下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给他们提供的投资收益率较低，所以他们希望寻求更高的收益，而银行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些客户，便帮助他们设立能够规避国家管制的财富管理基金，从而为其提供较高的收益。
虽然非银行类贷款的增加不断侵蚀着国家权力对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像东南亚国家那种私人控制银行的局面。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影子银行体系比私人控制金融体系可取得多。正规银行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并存，体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相互协调，这种协调有利于成功实施既定的发展政策。
虽然中国近年来新建的供水系统和地铁系统带来的收益可能还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但提供这些设备的中国制造企业从中学到了知识和技术，而且这些基础设施也会在长远的未来源源不断地带来收益。
随说：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在中国的家庭贷款结构中，住房抵押贷款所占比重最大，但全国家庭贷款总量尚不及中国国民税后收入总量的40%。在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家庭贷款总量是美国国民税后收入总量的130%。虽然中国近来出现了局部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现象，但这还不至于立即引发系统性风险，虽然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未来难免会有所弱化，但目前来讲，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金融体系，这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
如果未来的债务与产出之比继续维持在以前那种水平，将成为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中国之前已经积累了巨额债务。因此，中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了。
汇率的低估相当于为本国企业提供了一种补贴。补贴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培育世界级企业是必不可少的，但通过压低汇率提供补贴则过于直接，它有助于推动所有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如果通过银行体系和其他有目标的资助体系去提供补贴，则只有那些优先享受国家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企业才能获得补贴。
中国央行为了减轻外汇储备盈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必须冲销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的快速增长，除了削减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之外，央行开始自己创造负债，发行人民币票据，央行为此所支付的利息，便以供给更多基础货币的形式予以抵消。
随说：怎么抵消？
在这方面，最近中国政治的一些动向并不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中国的人才选拔过程对家庭背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品德与才能则相对受到了轻视，长此以往容易弱化社会流动性，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也日益注重自身利益，而不愿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出艰难的经济决策。朱镕基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但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会再次出现这类人物。
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削弱，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时期的人口结构，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退休人员非常少。目前，中国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正在变老，而且今后几年内新生劳动力数量会缓慢减少，退休人员会越来越多。中国工人的议价能力正在提升。这种情况是合理的，而且来得太迟了。
中国再也不能通过逐年增加劳动力数量和投资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了，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口形势调整经济政策。对比一下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情况，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时，中国出现人口增长停滞和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还比较低，低于另外两个经济体，这就意味着它的长期经济前景将会更具挑战性。
除了人口变化趋势很好预测之外，还有一点也很好预测，即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度非常缓慢，将创造更多的社会摩擦，并最终导致中国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3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自己致力于逐步打造民主的未来，而农村民主选举就是在这方面的初步探索，但实际上在这方面做的工作非常少，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做得越来越少。
中国不仅要提高技术能力，还需要完善体制架构。只有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并真正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到目前为止，体制的低效还没有严重地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它最终会的。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国内安全机构对民众的生活进行盯梢式管理（micro-manage），而且在这方面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
东亚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成功的秘诀并不简单，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元素：实行精耕细作的家庭农业模式，制定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政策，同时还要对金融业实行密切监管，使其服务于上述两个领域的发展目标。
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喜欢对市场经济进行政治干预。他们声称，市场本质上是有效的，但历史表明，市场是人为创造出来的。
如果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没有剥夺地主的土地然后进行再分配，就不会有农业产出盈余，工业发展也就丧失了农业基础。如果不集中精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那么现代经济体中的数千万离开土地的农民就找不到用武之地。如果不采取金融压抑政策，就不可能为经济学习的过程提供资助。在上述所有情况中，要有所发展，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
贫穷国家必须学会撒谎，一方面公开赞成富裕国家大肆赞扬的自由市场理论，另一方面则继续采取干预政策，先让自己变得富裕，然后再考虑效率问题。建议别人去撒谎往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这种情况下，这种建议是有必要的。
某些国家故意无视体制改革，不愿意创建独立的司法体系，不愿意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具代表性的政府，为了给落后的体制寻找合理性的根源，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惜抛出“种族特殊论”的托辞，说自己的民族具有特殊的历史与文化，不需要借鉴其他所谓先进的体制。
正在崛起的国家除了要追求经济发展之外，还要追求其他一些方面的进步，努力实现全面发展。以中国为例，其政府不愿积极地讨论政治和社会进步，让富裕的、自由的国家感到惶恐，以至于要坦诚地讨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变得不可能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反而促进了小额贷款，鼓励农村贫困人口设立街边小摊销售商品，而由于农民都比较贫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摆摊销售商品并行不通。世界银行的这个建议属于拙劣的发展建议。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之间的政治领袖们基本上没有凝聚力，也没有进行过具有实质内容的对话。新加坡这个离岸金融中心虽然对东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非常不利于推动东盟的经济发展。
东南亚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主要败笔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虽然这些国家拥有大量农民，而且这些农民的潜力一旦得到发挥，就能迅速提高农业产出规模，但依旧允许地主制度和规模农业的存在；没有对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给予充分的重视；没有给企业家提供充分的扶持与保护；后来又过早地放松了对银行、股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将这些元素视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真正象征。这就是东南亚地区相对失败的原因。
我再次强调，没有任何一个成功实现发展的重要经济体从一开始就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和放松管制政策，一直以来所需要的往往是积极的干预措施，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唯有如此，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初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学习。